现在不少建筑师受商业化影响，为了生存，只能在商业大潮中随大流，不去想也不愿说。整个社会，价值观是混乱的，话语权也不在建筑师手里。
南方周末记者 吕明合
投身五十多年，主持重要项目六十余项，程泰宁曾把建筑称作自己“一生的邀请”。
现在，这位78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正邀请自己加入一场攸关中国建筑未来的长考中。
当下的中国正在快速城镇化，它带来了每年27亿平方米——将近世界一半的建筑规模。但程泰宁感到焦心似焚。作为此次国际高端论坛执行主席，他几乎是 一手推动了这次中国建筑学史上近年来规模最大的精英聚会。“我们试图往这个方面走，把问题是什么讲清楚，该怎么做，也尽我们的可能把这个讲清楚。”
南方周末：你主持“中国当代建筑现状与未来”课题，觉得中国目前建筑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程泰宁：价值判断失衡，跨文化对话失语，体制和制度建设失范，这是当前制约我们最重要的问题，非常紧迫。
当下中国，“千城一面”和建筑文化特色缺失已受到国内外普遍质疑。著名作家龙应台几次著文批判“千城一面”;日本著名建筑师安藤忠雄也说过类似的 话，虽然我并不欣赏这种口气。他说，中国“建筑的记号作用正在消失”，“中国建筑师亟需考虑，否则建筑就会是毫无意义的复制品，甚至是垃圾”。
我们看到高层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强调城市建设“不能‘千城一面，万楼一貌’”，特别指出“要吸取国外优秀有益经验，但不能成为国外城市建设设计师的试验场”。
南方周末：这是业界的普遍观点吗？是否有人觉得中国建筑现状尚好？
程泰宁：对于中国建筑存在什么问题，到底有多严重，肯定存在不同看法。但这种看法在建筑界内部也很少交流，更不用说在公开的场合讨论。
这正是我们做这个课题、举办这次论坛最主要的原因。
南方周末：建筑界不愿意谈问题，主要原因是什么？
程泰宁：现在不少建筑师受商业化影响，为了生存，只能在商业大潮中随大流，不去想也不愿说。不愿说，跟现在整个社会风气缺乏说的环境有很大关系。整个社会，价值观是混乱的，话语权也不在建筑师手里。
这次我做课题，也有人说，“你别说，说了也白说”。但我想白说也得说。组织这次论坛，正是提供这样一次畅所欲言的机会。
南方周末：在中国现代建筑史上，曾尝试过几次民族化的道路，这对现在有何影响？
程泰宁：中国建筑有过三次推“民族化”的过程。第一次是上世纪30年代，由国民政府推动，但到1937年抗战爆发就基本结束了。上世纪50年代初是 第二次高潮，当时叫“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但1955年提出反浪费，加上苏联的赫鲁晓夫批判建筑的复古主义，也基本停止了。第三次是80年代，北京 提“夺回古都风貌”，形式上就是“大屋顶、小亭子”。但那时，社会环境已逐渐开放，大家就比较冷静，反响并不大。
经过这些过程，大家开始反思。到了上世纪80年代，大家开始讨论“地域建筑现代化”和“现代建筑地域化”的问题，那之后就有了一些新的尝试。
上世纪90年代，由于改革开放的力度突然加大，西方建筑文化一下子涌入，大家思想准备不足、有点措手不及。大家开始是学香港，后来是西方。在这种强势文化的影响下，整个90年代同质化的现象表现得比较突出。最典型的就是，地不分南北东西，到处都搞玻璃幕墙。
经过这些反复，到新世纪就开始回归到多元化思考。特别是第四代、第五代建筑师的出场，他们大多有海归背景，对西方比较了解，确实有些人直接引进西方的东西，但也有人经过反思，反而对中国传统建筑有了更多的思考。
所以我们说，现在虽然问题很大，但从研究和讨论的环境来看，却是最好的时候。这种多元化探索、多样化发展的道路，是我们特别需要的，也是我们未来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南方周末：你说中国建筑处于“跨文化对话失语”状态，主要表现是什么？业界对此有无反思？
程泰宁：我们在北上广的核心区调查，就发现超过四分之三的建筑是外国建筑师的作品。这能充分说明问题。
中国建筑师被边缘化的情况很严重。国外建筑师可以不招标，国内建筑师要招标，或者是国内招标完了以后，国外建筑师可以单独参加。即使中国建筑师做得再好、被认可，考虑到国外建筑师名气的品牌效应，往往也遭弃用。有些重大工程可以直接委托国外建筑师，而国内建筑师招投标就一定要采用跟国外设计所绑在一 起的“联合体”形式，这是典型的排挤、歧视。
在某地的一次国际招标，表面看只有10万元的保底费，但实际上国内的“联合体”单位要先付给国外大牌建筑师200万，如果中标还好，不中标，国内单位就要风险自负。
我觉得，中国的事情主要还是要由中国人来做，对于中国建筑师一是要给空间，二是要相信中国建筑师一定能把事情办好。这个问题，我和法国建筑师安德鲁在一次对话中谈过，他也觉得国内外建筑师已经基本上处于平等对话的状态了，但是我们有的领导反而看不到这一点，其实迷信洋人，贬低自己，这种心态和做法， 对中国建筑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南方周末：你心目中理想的中国现代建筑理论体系应该是怎样？
程泰宁：我们讲中国特色一定要放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去思考，我们提“中国特色”，不是从狭隘的民粹主义出发，世界文化的发展是多元的，中国建筑不能老 跟着别人走，我们要创造符合建筑基本原理，又能为世界所了解、所共享的建筑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在世界上取得话语权。
南方周末：中国建筑问题看起来很大程度是体制带来的，对改进这方面有何具体办法？
程泰宁：权钱决策机制如果不解决，中国建筑不会有根本好转。但怎么解决？我始终有一个观点，还是要从解决具体问题入手，从具体的制度一点点突破，比如一把手决策机制、招投标制度的透明、建筑师法等，积小胜为大胜，这些问题解决好了，建筑创作环境就能改善，我们自己的建筑创作核心价值就会逐步形成。
这次我们就是要好好总结大家反映比较多的制度问题，然后我们几个院士用院士建议书的方式，向上反映。把问题、危害性讲清楚，而且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我相信能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