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农民住房是城镇化“拦路虎”

   日期:2019-03-14     浏览:91    
    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城镇化,这一点基本已取得共识。三农问题实际上就是农民收入低的问题。农业是一个产出很低的行业。随着社会的发达,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从比例上看,会越来越低,所以农业的产出不可能有很大的提高。经济越发达,农业所占的比重越低。像美国,农业产值只占GDP的2%。所以让农民致富的唯一出路是减少农民,鼓励他们进城。这就是城镇化的原因。

    我国在过去的30年里城镇化有了很大的进展,城市人口从不到20%增加到了一半左右。在这一段时间里,总的情况是城市规模相对比较小,要它吸收极其广大的农村人口,有点像蛇吞象,消化一定是很缓慢的。但现在情况已经改变了,现在城市和农村的规模相差不多了,今后城市越来越大,农村越来越小,城市吸收农村人口的能力大大加强了,所以今后城镇化的速度会比过去的30年大大加速。尽管如此,我国的城镇化也不大可能在十几二十年内就全部完成。在全部完成城镇化之前,农村人口的低收入状况还很难彻底改变。

    如何加速农民进城?过去认为是城市里的就业创造限制了农民进城的速度。这样的估计显然有它的理由。过去相对比较小的城市人口吸收相对比较大的农村人口,就业确实是一个限制性的因素。但在未来的十几二十年,这一状态将发生变化,就业越来越不是问题,因为城市人口越来越大,就业的机会越来越多,至少其困难性比过去大大降低了。

    过去还认为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进城,特别在改革开放初期,户籍制度十分僵化,农民进城是不大被允许的。但最近这几年户籍已经大大放松,有些地区户籍已经完全放开。只有特大城市的户籍还有控制,但是放松户籍制度对加速农民进城的影响相当有限。我们不妨设想,如果城里有充分的就业机会,户籍完全不受控制,能不能加速农民进城?答案还是否定的。因为城市里的生活水平太高,所挣的几个钱不够生活开支。其中特别贵的就是住房。准确地讲,就是住房贵限制了农民举家迁移进城。他们选择的只能是做一个农民工。住在拥挤的集体宿舍里。夏天时,一边打着赤膊,扇着扇子赶蚊子,一边看电视;冬天时,雪花能飘到枕头上。只有到春节放假回家能和家人团聚几天,然后再流动进城来。由于居无定所,他们没有固定的职业,没有固定的社区,甚至没有固定的城市,今年到这儿,明年就换地方。这种高流动性的人口对劳动者自己,对雇佣方,都很不利。他们也十分希望能够有固定的城市,固定的职业,固定的邻里,能够和家人常年在一起,孩子有固定的学校,做一个正常的人,而不是像候鸟那样常常换地方。

    我国住房贵的情况也是近十年才发生的。过去是福利分房,是一种计划经济的分配方式,效率低下,矛盾重重。大约十年前改成了市场分配,并在名义上停止了福利分房。住房市场迅速兴起,成为国民经济的一大支柱。通过商品房市场,巨大的财富被创造。现在我们到处都能看到高楼林立,城市面貌完全改观。这一成就不是福利分房所导致的,是住房商品化导致的。

    住房商品化为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财富分配上也造成一系列问题。如前所述,最大的问题是造成了城乡人民收入分配的巨大差距。在停止福利分房时,国家把当时住房的产权以很低的价格转移给了原住户。但是整体而言城市居民是获利者,而农村人口分文未得。这是造成城乡收入差别的最主要原因。

    经过十几年的商品房市场运作,我国各大城市的土地价格飞涨,住房价格同时飞涨。但是感到压力的是新进城的那部分人,包括大学新毕业的学生和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其中一部分来自农村。他们中最困难的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人数也最多。他们是未来城镇化的主要对象。不解决他们在城里的住所问题,城镇化就不可能顺利完成。这一严酷的事实是我们必须正面应对,无法回避的。我们要完成城镇化,要解决三农问题,要完成工业化,不解决进城打工农民工的住所问题,这些目标全都是不可能完成的。

    未来二三十年中要进城定居的农民大约有6亿人口,差不多是现有城市人口的一倍。所以城市的总规模要扩大一倍。这么多人,每个人都要有其住所,如此巨大的住宅问题怎么解决?

    可以肯定,这个问题完全靠政府的力量是不行的。政府没有那么大的财力。完全靠市场,让农民工自己买房,也很少有可能。所以解决的方案必定是政府和市场的结合。具体的办法可能是由政府或开发商兴建大量廉租房,以低租金租给进城的农民。这完全不同于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不涉及产权,而且是低标准住房,建筑成本很低。住户所付的租金可能不足以补充建房的利息和折旧,不足的部分由政府补贴。有了补贴就有可能以商业运作的方式来开发。等经济进一步发展,人们收入普遍提高之后,可以提高房租,或逐渐转为一般商品房,可以交换成为私人住宅。

    这样的政策应该及早实施,让农民获得一些补偿,不但有利于公平,也有利于经济增长,加速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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