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荣骏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毕业于解放军测绘学院。历任国防科委基地助理员、组织计划处副处长，国防科委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国防科工委研究所所长、干部学校校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是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0年晋升为中将。参加了导弹、卫星发射试验的技术计划工作。 航天工程管理与测控技术专家。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市，1958年毕业于军委测绘学院。曾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现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探月工程顾问，国防科技大学和装备指挥技术学院博士生导师。2007年起担任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名誉院长一职。 ^[1] 

长期从事于航天工程管理与航天测控工作，是我国航天测控网和某试验场建设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与国内专家一道创建了我国大型地面测控系统、远洋综合测量船和测量飞机的研制体系，提出与国际接轨的陆、海基全球测控网，主持了航天测控综合兼容的测控网建设，建成了能满足多种飞行试验要求的测控网。1985年以来，现场主持了五十余次发射任务，处理了大量技术与管理难题，为提高我国卫星发射的成功率作出了重要贡献。1992年以来，参加组织领导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方案论证、基础建设和首飞试验，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主要开拓者之一。2003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总装备部首届创新贡献特等奖、曾宪梓载人航天基金突出贡献奖，2004年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200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嫦娥一号”高级顾问沈荣骏：探月最难的是测控

沈荣骏院士，1936年11月生，合肥人，航天工程管理与测控技术专家。1992年以来担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曾组织指挥我国“神舟”一号飞船及多次导弹卫星等重点型号的飞行试验，是我国导弹卫星航天测控系统的主要奠基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主要开拓者之一。2004年被聘为“嫦娥一号”高级顾问。

在将近50年的航天生涯中，沈荣骏创造了多项第一：20世纪60年代他一手创建了中国航天测控网；20世纪80年代他指挥完成了中国第一颗商业卫星发射；截至2003年，他共参与领导了27次卫星发射。结缘“嫦娥”3年来，沈荣骏多次在关键时刻给出指导意见。昨天，本报记者连线皖籍院士沈荣骏，试图解开他与“嫦娥”之间的不解之缘。

安徽商报：23岁起，您就开始接触航天测控，您后来是怎样与“嫦娥”结缘的？沈荣骏：2004年之前，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就跟我讨论过中国的探月问题，但当时最难解决的问题是测控。我专攻测控技术，他就找到我，问我能不能实现这么远距离的测控。我们知道，中国之前航天测控的最远距离是3.6万公里，可地球到月亮的平均距离是38万公里，整整增加了9倍多的长度，路上到底能不能探测到，这是最关键的。虽然我们都没有做过，但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是可以完成的。我当时就跟孙院士说，行，我们能做到。后来，他们就聘我为探月高级顾问。

安徽商报：您说“行”的时候，心里有没有底呢？

沈荣骏：这当然不是随便说的，是考虑到我们国家现在的硬件、软件配套才有了这个判断。我回来后又找了一帮研究人员进行具体的分析、测算，最后从理论上得出可以实现的结论。

安徽商报：地球到月亮的平均距离38万公里，“嫦娥一号”要飞抵月球轨道，有哪些困难？

沈荣骏：我们之前做的航天测控范围是把卫星打上去、转起来就可以了。而现在的绕月卫星，不仅38万公里不是一下就能到的，从地球到月球的途中也要经过几次变轨，还要让卫星找准轨道，变成绕月球飞行。所以，卫星每一个刚开始展开探月工程的最大的困难就是距离问题，因为距离太远，所以需要大的天线和无线电测量设备，可由于工程经费以及工程周期的限制，存在很大困难。而且我们都是第一次做这件事，压力很大。

安徽商报：您在担任高级顾问期间，具体负责哪些事务？

沈荣骏：担任高级顾问三年来，经常去给他们进行技术指导，有事就出个主意，包括刚开始时测控方案怎么做，怎么个搞法都是我在解决。

沈荣骏院士与中国探月工程首任总设计师孙家栋院士亲切交谈。

后为《奔月》、《星系我心》一书作者王建蒙。

安徽商报：发射“神舟一号”时，您是副总指挥，在发射场的20天里，您瘦了8斤；“嫦娥一号”发射时您在现场吗？是怎样的心情？

沈荣骏：我当时在现场，当时的心情当然跟全国人民一样，毕竟探月工程是中国航天事业迈向深空探测的第一步。说起紧张，还是没有“神舟1号”升空的时候那么强烈。毕竟当年我是副总指挥，现在我只是“嫦娥一号”的高级顾问，但3年里我都是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去对待，还是很紧张。

安徽商报：在人类探月活动的历史上，由于飞行过程中卫星姿态和速度控制不精确，曾多次发生探测器未能实现月球的捕获而丢失在星际间的事故。“嫦娥一号”要经过10多天时间才能到达要求的轨道，其间要完成一系列高度复杂又充满风险的动作，特别是在地月转移轨道，也就是从地球轨道到月球轨道的这段距离，“嫦娥一号”卫星需要飞行约114个小时，您有信心测控系统能完成任务吗？

沈荣骏：测控系统实际上是用来测量飞行物体的轨迹，就是它的位置、速度、姿态。它像人们的眼睛，又像是一双无形的手，也像人们的大脑和耳朵，它听着看着，遇到不对的地方就去操纵卫星修正。“嫦娥一号”在空中要经历一系列复杂的过程，需要进行若干次减速控制，控制不好，天线不对地面，就会接收不到信号，卫星在运行时也就会出现风险。我们成立了专门的飞行控制组，由多位专家组成，对卫星飞行中的运行数据进行分析，如果正常，就按正常程序执行，如果出现问题，就按照准备好的几十种预案“抢救”。可以说，我们做了充分准备。

安徽商报：有专家说，中国到2024年可以实现载人登月，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沈荣骏：2024年中国载人登月的信息并不可靠，因为我国确定的“嫦娥工程”分为“绕、落、回”三个阶段，“绕”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落”是研制和发射月球探测器，以软着陆的方式降落在月球上进行探测；“回”是进行月面巡视勘察与采样返回。目前，载人登月还在论证阶段，何时实现这个目标还是未知数。

安徽商报：从中国发射第一颗卫星到现在进行深空探测，您对中国航天事业50多年的发展有何看法？

沈荣骏：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是完全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全国人民支持的结果。就航天几十年的发展成果和当时的经济技术基础相比，我们是相当迅速的。而且我们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有了他们，我国的航天事业会越来越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