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峰

1951－1952年就学于清华大学物理系，

1958年毕业于原苏联列宁格勒电信工程学院，获工程师学位。

1982年起任邮电部副部长、主任级高级工程师。

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4年—2002年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1995年被聘为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北京邮电大学经管学院博士生导师。

2002年—2010年任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理事长。

历任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邮电部第六研究所总工程师、邮电部副部长、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理事长、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澳门特别行政区科技委员会顾问、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8年7月——1964年11月，北京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技术员，工程师

1964年11月——1966年1月，上海外语学院，学习

1966年2月——1966年12月，陕西宝鸡四清工作队，指导员

1967年1月——1969年6月，邮电研究院，工程师

1969年7月——1982年4月，四川眉山邮电505厂，邮电部第六研究所，工程师，室主任，所总工程师

1982年4月——1994年9月，邮电部，副部长

1994年6月——2002年6月，中国工程院，首任常务副院长

2016年6月1日，荣获第十一届光华工程科技奖工程奖。 ^[1] 

长期从事电信科研工作。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参与主持多个通信载波传输系统总体设计与研制工作，负责总体设计的我国第一套中同轴电缆1800路载波通信系统是我国载波通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1978年该项目获全国科学大会奖。特别是负责总体设计的中同轴电缆4380路载波通信系统，频带宽，技术难度大，有些技术达到国外万路载波系统的水平。打破了国际上对我国的通信技术封锁，取得了丰硕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八十年代倡议并组织建设全国长途自动电话网，提出网络运行可靠性总体设想，推动了通信网络理论的发展。九十年代组织制定了我国长途网络规划，为“八五”计划期间建设我国22条光缆主干线起了主导作用。为我国邮电事业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近年来来在紧密跟踪世界信息技术发展趋势的同时，对我国产业结构发展制造业，工程教育和技术创新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发表了多篇文章。

1951年上海南洋中学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53年被选送到苏联列宁格勒电信工程学院学习，由理科改学通信工程专业。他学习刻苦、思维敏捷，选修了大量课程，学习成绩优秀，所有课程全部5分。1958年毕业，获工程师学位。

1958年毕业回国，朱高峰被分配到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工作。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他负责总体设计的中国第一套中同轴电缆1800路载波通信系统，成为中国载波通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1978年该项目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他负责总体设计的中同轴电缆4380路载波通信系统，频带宽，技术难度大，有些技术达到国外万路载波系统水平，打破了国际上对中国通信技术的封锁，填补了国内空白，1985年该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982～1994年，朱高峰担任邮电部副部长期间，分管电信、邮政、外事、财务和计划等工作，在推动中国电信经济和网络学科的发展，在电信的全国自动电话网建设、邮政的中心局体制网络建设、电信维护体制改革、经济核算制度的建立等方面有独特的建树，为中国通信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4～2002年，朱高峰担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负责中国工程院的日常工作，在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基础条件建设，开展咨询、调研和学术活动，凝聚院士队伍，扩大社会及国际影响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工程院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98年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2002年开始担任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理事长，狠抓基础建设、标准战略、标准体系、重点标准的研究，积极推进标准化改革工作，取得重大实质性效果。

多年来在紧密跟踪世界信息技术发展趋势的同时，朱高峰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通信行业健康发展、制造业发展战略、技术创新和工程教育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先后组织并撰写了《邮电经济与管理》、《产业大观》、《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制造》和《中国的私人汽车的几点认识》等著作，并发表了几十篇论文。

1958年，朱高峰从苏联列宁格勒电信工程学院毕业回国，正值大跃进之际。当时，中国通信设备正从全部进口转向自己研制，全国邮电部门掀起大造载波机的运动，从3路、12路到60 路载波机展开研制。朱高峰参与了全过程，特别在电缆60路载波系统的线路传输系统设计研制工作中，京汉60路干线原定由苏联承建，后因中苏关系恶化，大批苏联专家撤离，且设备也不提供，只能由国内厂家仓促上阵，但做出的载波机系统性能与指标要求差距很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朱高峰带领技术人员，在北京—石家庄300km线路上前后试验了近5年时间，夜以继日地围在机器旁边测边改，其中有3年多在石家庄郊外农村地区的机房里进行大型试验。当时正值中国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从北京带去的粮票在当地只能吃到黑色的掺了大量沙土的白薯面，但凭着革命热情和科学精神终于弄清楚了长距离通信系统的一些基本问题，并总结归纳出线对间串音、系统噪声的叠加规律，线路均衡偏差及其叠加规律，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改进了设备，使各项指标都达到了要求，成功地投入使用（由于其他原因，该线路未向石家庄以南延伸）。

从1969年起，朱高峰担任中国第一套中同轴1800路载波机的研制总体设计组组长，当时中国只有60路载波机的实际经验，要上1800的载波机困难是非常大的。经过艰苦的攻关，在四川眉山做出了中同轴电缆1800路载波系统试验设备。试验样机运到北京—天津线路上试验，经改进后做出全套设备在北京—上海全线安装调测，全程1500km 200多个中间站成功连接，再经试验改进，达到设计要求，于1975年鉴定定型。系统噪声等各种指标都能达到要求，并且在主要指标上有3～6个分贝的富裕。这是在60路对称电缆系统基础上向上跨越了巨大的一步，与当时发达国家大量实用装备的水平大体相当。随后又在北京—武汉—广州的干线上安装使用，成为中国光缆大规模使用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长途通信网中的主干线路。

接着朱高峰又投入到中同轴电缆4380路载波机的研制工作。他负责总体设计的4380路载波通信系统，每隔3km要设一个无人增音站，频带宽，技术难度大，采用了预均衡预调节等先进技术，有些技术达到国外万路载波系统水平，打破了国际上对中国的通信技术封锁，取得了丰硕成果。

朱高峰是中国工程院的奠基人之一，参加了中国工程院的筹建工作。他在担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的8年里，协助院长从中国工程院的总体发展，自身建设，到开展咨询、学术活动、国际交流，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首先积极落实中国工程院的定位，中国工程院是个学术性组织，是国家在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中国工程院由院士组成，院士由选举产生。

在中国工程院建院初期，他一方面抓组织建设，包括机关队伍的建立，建章立制，人、财、物等基本条件的解决。为争取办公地点、人员编制、经费预算等，经过反复与各部委协商，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同时还抓凝聚院士队伍，扩大工程院的社会影响等工作，曾到多个省看望当地院士，与当地政府领导就如何发挥院士作用交换意见。一方面抓业务建设，开展咨询、调研和学术活动，为国家大型工程建设提供决策咨询。如组织院士对中国船舶工业进行考察调研，对船舶工业的发展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还组织和参与了对航空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等行业的考察。又如，关于三峡发电机组是采用进口设备还是国产设备当时产生了很大分歧，他在中国工程院紧急设立了关于三峡机组的咨询课题，组织院士和各方面专家反复讨论，提出了走引进消化到自制的路线，提倡国内外结合、促进国内产业发展提高的方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写出了咨询报告，于1996年1月15日上报国务院。国务院领导对此很重视，邹家华副总理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决定在招标中要求国外投标者必须有国内企业作为合作伙伴，中标后机组由开始几套由国外提供逐步增加国内制造比重，直到最后几套全由国内制造。现在中国已经掌握了机组的设计和生产技术，并有所改进。

朱高峰主持了中国工程院两个重大决策咨询项目：一个是关于中国制造业如何发展的问题。80年代中开始，国内外某些人提出中国可以跳过工业化阶段直接进入后工业社会，反对中国发展制造业。朱高峰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他主持的“中国制造业发展战略”的咨询项目中，紧密联系实际，指出对信息的作用要有全面清醒的认识，既要充分重视，但也不能过于夸大。物质生产还是社会的基础，衣食住行必需品的生产决非“夕阳产业”，尤其在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的中国更是如此，中国还远未完成工业化的任务，工业化阶段只能加速但不能跨越。在向国务院领导汇报并得到肯定的同时，还通过各种方式到各地宣传，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对中国制定正确的工业发展战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另一个是关于工程教育问题，从1998年到2002年他担任中国工程院教育委员会第一任主任委员，带头主持了有关中国工程教育发展和改革的课题。期间他坚持研究，在分析了国际上两大流派“德国模式”和“美国模式”后，对中国工程教育发展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引起广泛重视。

在国际交往方面，主要围绕两方面开展工作，一是与各国工程院建立联系，互相学习和开展合作；二是争取早日加入国际工程和技术科学院理事会（CAETS），成为理事单位。中国工程院一成立，朱高峰就与其他院领导和院士一起，在各种互访交流活动中，注意宣传介绍中国工程院，使中国工程院的影响日益增大。关于加入CAETS的问题，由于CAETS要求其成员单位是国家级的，即能代表其所在国的水平的组织，原则上一国一个成员，为了防止今后出现两个中国的问题要争取早日参加。但CAETS还有一个规定，即每个组织必须成立5年后才能加入，并且在通过新成员加入时，只能有一票反对（all but one）。为了解决此问题，朱高峰和其他院领导积极与CAETS及其成员沟通，反复做工作，终于在1997年英国爱丁堡CAETS理事会议上全票通过接纳中国工程院为其成员（当时中国工程院成立仅仅3年多）。

在朱高峰的职业生涯中，从技术员到总工程师、院士，从邮电部副部长到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理事长，无论是在基层搞技术工作还是在高层做管理工作，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深入第一线进行调查研究，讲真话，办实事。

70年代初，朱高峰担任总体组负责人的中同轴电缆1800路载波系统试验系统，运到北京—天津线路上试验，试了将近1年，发现了大大小小10多个问题，有些还是关键问题。在总结会上，有的人只讲成绩，不讲问题，但朱高峰据实汇报了这些问题，引起参会领导的不快。但由于问题明摆在那里，否认也不行，经过反复讨论后决定还是要继续试验，把问题摸清搞透。最后在试验段上把问题基本解决后，投入生产并在北京—上海全线安装调测，结果不仅保证了质量而且节约了时间。

朱高峰担任邮电部副部长12年期间，经常深入基层进行调查，取得第一手资料，实地办公解决问题。他走了全国300多个地市，上千个县市，有的地方连当地省邮电管理局的领导都没有去过。

到中国工程院工作后，接触的面更宽了，但他仍然坚持遇事先弄清情况，分析研究后形成自己的意见。如对知识经济、技术创新、信息化等都有自己的见解；对科技体制改革、高等教育改革和电信体制改革等也都有自己的看法。他敢于发表与社会上主流意见不同的见解。他常说，如果我们这些人都不敢讲真话，那么能讲真话的人就太少了。

他自己以身作则，同时也要求他的同事们深入实际认真工作，以至于有些工作态度不是十分认真负责的人，很怕向他汇报工作。他严格要求他人，对事不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