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西湖

城西湖，又名沣湖，为淮河中游大型湖泊之一，对调节淮河洪水，保证下游城市、矿区、铁路等的安全，起着重要作用。东与霍邱县临淮、牌坊、俞林、宋店等乡和霍邱县城相接，南、西与坎山、邵岗、五塔、高塘、范桥、周集等乡沿岗相连，北滨淮河。民国以前，西含临王洼地、东北包括姜家湖。民国8年（1919），淮河西湖长堤筑成，接着筑成上格堤，民国28年（1939）下格堤建成。西湖的范围一般指上格堤以东，下格堤以西，不再包括临王洼地和姜家湖。建国初期，以海拔高程20米等高线为城西湖与四周岗（湾）的分界线。1966年围垦后，西湖的地图标记确定标在北起沣河桥，南到宋店乡的张集，东抵俞林乡的岗脚，西到坎山乡湾地的19米高程以下范围内的33平方公里的地区，被围垦区则称为城西湖围垦区。

城西湖面积历来以水面（或水位）为据施测确定，因所取角度或施测方式不同，数据也不尽相同。民国23年（1934）《安徽通志·水工稿》载：“城西湖面积，历年枯水期，纵横直径20公里，水深1米，丰水期（无淮水倒灌）纵横直径30公里，水深约3米。”民国26年（1937）5月《霍邱县添建两湖唅闸报告》载：“西湖流域面积2000平方公里，湖面积430平方公里，湖内最高水位约19.3米（无淮水倒灌。西门外水位）。

建国后，水利资料记载：围垦前，城西湖水位22米高程时，面积380平方公里，相应蓄水9.4亿立方米。25米高程时，面积455平方公里，相应蓄水22亿立方米。1966年围垦后，水位在22米高程时，面积89平方公里，相应蓄水4.95亿立方米。 ^[4] 

根据337地质队资料：第四纪晚更新世，淮河形成以后，河道偏于现河道以南，城西湖系淮河支流，大致由西南向东北径流注入淮河。当时沿淮一带呈沉降状态，河流侧蚀作用强烈，使城西湖河道逐渐加宽。晚更新世晚期，本区新构造运动具有自南而北翘起的特点，淮河河道逐渐北移并起着迂回侧蚀作用，便在地形低洼处，形成城西湖现今的“胃状”形态。

又据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和西湖军垦农场两单位的科技人员，在农场区实地考察，发现湖区地表4米以下，土质与岗丘土质相同。军垦农场在建设施工中于50区（位置见农场图）挖出古破棺一口，在51区挖掘出古井一眼，直径50厘米，深约4.5米，上部3米全系砖砌。在51区与52区之间发现碎陶片，经鉴定为西周时期陶片。以上地区均在军台子西北，地面高程18.8米至19.3米。据此推断，该地区在1000年前有村庄。1978年，兴建湖下飞机场水塔钻井时，对地表下深土层上质结构进行分析。证明城西湖原来并非湖区，大约在第四纪或稍后因地壳下陷而沧为洼地湖泊。

城西湖形成后，湖底低于周围岗丘区13.6米至16.4米，低于淮河河底约0.9米至1.4米，呈自西向东起伏不平的不规则丘状。以后由于西湖流域及淮河上游的豫东和淮北平原在洪水泛滥时水土流失严重，泥沙沉淀于西湖洼地。据气象、上层（见西湖土壤部分）资料分析，大约经过1000多年的冲淤，湖底高程逐渐上升到18.1米至20.5米，比淮河河底（润河集至深孔闸段）高2.9米。形成水末成湖，水去成滩的沼泽地。县境的西部和南部，1750平方公里地面迳流分别流入沣河和高塘河，两河于沣河桥头相汇，分道注入淮河。明·万历《霍邱县志》所载《县境之图（示意）》标明，两河汇合后再分成两道、一道北流从关洲口入淮，一道东北流绕城而过，从任家沟口入淮。另有北湖沟、王截流沟口、龙窝口、新河口、泄湖内之水。据传说，当时湖内无耕地，芦苇、荻柴和野草从生。据道光《霍邱县志》载：八里塘湖（沣河桥西北）从前生长高大茂密的青樌和红樌，以后被水淹绝。

民国23年（1934）《安徽通志·水工稿》载：宋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黄河夺淮，明筑高家堰，致淮水宣泄不畅，水位上升，城西湖内开始有积水。明万历末（公元1619年前后），关洲水涨横流，倒灌入湖，西南沿岸十数保受灾。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知县张鹫筑关洲口土埝，拦截淮水。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筑淮堤西自三河尖，东至任家沟。堵塞入淮诸口，内水聚于湖内，再由沣河东北流20余里，从新河口入淮。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以后，沣河淤浅。水遂积而为湖。清·邑人汪移孝所著《沣河当浚议》中说：“嘉庆二十二年，（沣）河道日淤，其由沣而西者自陈家埠（许集）至关家嘴，由沣而东者自沣河桥至临淮岗50余里，咸于地平，湖之水无以达于沣，沣之水无以达于淮，遂西聚而为巨浸矣。”《勘淮笔记》：“民国6年（1917）霍邱修筑河堤，并堵塞龙窝口、新河口及其他支口，从此，县西南诸水至于霍邱城西，聚为西湖与淮隔绝，仅有任家沟口，不足以宣泄，湖则终年积水，面积纵横20公里。”（民国31年（1942）11月《兴修霍邱县东西湖计划书》引）。 ^[4] 

城西湖处于淮河支流沣河的下游，沣水入于城西湖，出于城西湖，古名穷水，源出三元南丘陵区（旧志记载：源出安丰穷谷），全长73公里，流域面积为1840平方公里，其中丘岗区占51.8%，平原区占21.4%，湖泊洼地占26.8%。从源头至众兴集乡赵河沿，汇乌龙庙、众兴集一带来水，在河口集附近椿树店汇找母河（枣木河）和长集以西来水后，始称沣河。北流至张集南的牛角尖，西汇牛角河，东汇大砖桥、小砖桥等地来水；再北流汇石店乡南部一带来水后，在张集注入城西湖。顺湖北流到沣河桥头船庵子汇高塘河（现为沿岗河）和二里涧来水，绕县城西，北流至临淮岗，从临淮岗深孔闸入淮河。张集以上河段，总落差37米，平均比降为0.51‰。 ^[5] 

湖区原有四处入淮口，即王截流、龙窝口、万民闸、任家沟，至1950年，仅存万民闸一处，其余均已堵塞，湖底高程18.0米。

1951年实施的治淮工程中，城西湖列为淮河中游四处蓄洪区之一。在兴建润河集枢纽工程时，在枢纽上游右侧建进湖闸兼退洪水　一座；拆除老万民闸，重建城西湖低水水位21.0米高程以下　退水闸一座。1958年兴建临淮岗水库，拆除了润河集枢纽，城西湖失去进洪控制建筑物，须临时扒口进洪，迄至1972年在王截流建成进洪闸一座。退低水的新万民闸，也在1958年拆除，迄至1965年利用临淮岗深孔闸，改建为城西湖排涝闸。 ^[1] 

城西湖水面宽阔，水深1至2米，沿湖浅水区水草（藻）繁茂，适宜于鱼虾类生长。1966年围垦前，西湖鱼类自然繁殖。偶遇旱年湖水干涸，但一旦来水，三五月内，鱼类又繁盛起来，是霍邱的一个天然鱼场。年产鱼虾不下500万斤。

城西湖鱼类有6目10科24种（不含无名目的杂鱼）：鲤形目鲤科：有青鱼、草鱼、赤眼鳟（俗叫红眼马郎）、鳑鲏（俗叫石广皮）、鳙鱼、鲫鱼、鳊鱼、白鲢、银飘（又叫毛鱼）、鱼、鲌鱼（又名湖鲨俗叫黄剑）等，鳅科有花鳅、黄沙鳅、泥鳅等，鮠科有黄桑鱼，鲇科有鲇鱼，鲈形目科有斑鳜（鲫花），鳢形目鳢科：有乌鳢（黑鱼）、七星鳢，鲱形目银鱼科有银鱼，鳀科有鱽鲚，鳗鲡目鳗鲡科有湖鳗鲡（白鳝），合腮目合腮科有黄鳗。

银鱼是西湖名鱼，驰名省内外，为霍邱人赠送外地亲友的珍贵礼品，据说封建时代，曾作贡品上贡皇宫。

西湖虾有沼虾、麻虾、鳌虾、沣虾（秀丽白虾）等，以沣虾为名贵。过去每年可捕捞鲜虾数万斤。当地人喜欢吃鲜虾，更多的则制成干虾米外销。虾籽则用来制虾籽腐乳和虾籽酱油，味道鲜美。虾糠（虾皮）则销往淮北各地，供制懒豆腐或炸绿豆丸。据说，过去霍邱在外求官谋职的人，常以虾米送给达官贵人。

城西湖沿湾浅滩，又是水禽生存繁殖的良好环境。常年居留在湖区的是野鸭，这里的野鸭有大青鸭、麻鸭、花脸鸭、“水葫芦”等多种。它们就在湖区产卵、孵雏。成群结队飞起来，远看好象一片乌云。每到捕猎期，可见成担成篮的野鸭在市场出售，或运销到山区和淮北各地。大雁每年深秋和初春居留在西湖，数量仅次于野鸭，为冬季主要捕猎物。鹤、白鹭、白天鹅、大鸨等在湖区也常见，一般猎人多不捕捉。另外，尚有不少不知名的小水鸟。

城西湖内还有各种蚌类，较贵重的是三角蚌和癫蛤蚌；还有田螺等各种螺类。西湖内甲鱼产量也十分可观，秋季捕获季节，每天上市约有500斤左右。

城西湖内水生植物主要有菱、藕、芡实、茭白等。藕为红莲（俗叫野藕），生长于浅湖。秋季莲子成熟，人们划着小桶去采莲。冬季水枯，沿湖居民多去挖藕，或自食，或出售。
　　湖边浅滩或沼泽地，芦苇、荻柴、杞柳等生长繁茂，产量丰富，年产约100万斤。 ^[4] 

霍邱港：明正德七年(1512年)重建霍邱城防时，于城西湖兴建长1000米、宽15米、高6米、石砌直立式岸壁码头1座。民国27年，因拆城墙被毁，无固定码头。建国后，1952年在西门南侧开挖引河50米，沿城墙遗址修建30米斜坡运输道1条，名一号码头。1971年，于引河终端建直立式块石垱土墙货运码头，前沿水深1.5—2米，可泊50—100吨级船舶20艘。同时，于西门口增建直立式块石垱土墙客运码头，船塘长35米，宽60米，可泊客轮4艘。1977年，建 230平方米砖木结构候船室1幢。1978年，投资28.86万元，于一号码头北侧增建二号货运码头，开挖长120米、宽20米的引河和长270米、宽80米、水深5米的船塘，可泊100吨级船舶，建货场4000平方米。1982年，该港货运吞吐量由1975年16.5万吨增至30万吨。1982年以后，由于公路运输事业发展，1985年港口货运吞吐量降至22万吨，客运吞吐量15万人次。进口主要物资为煤炭、石油、食盐、化肥、矿建材料及日用百货。出港物资主要是粮食、农副产品、黄沙、木材等。 ^[7] 

城西湖水患，首为淮水倒灌，次为淮河高水位时内水得不到外泄，形成内涝。而城西湖内水与外水几乎涨落同期。

第一次见于记载的是明万历末年，关洲口水涨。倒灌入湖。以后，筑堤以防淮，堵塞了内水外泄诸口，湖内海拔18～19.5米高程的低洼处，则终年积水。民国20年（1931）最高水位19.3米。

民国27年（1938），黄河花园口决口，黄水从正阳关下汇入淮河，倒灌正阳关以上数十里，连续13年，河道淤塞，水位抬高，湖水无法外泄，几乎年年都有水患。建国后，新河口几个年份淮河最高水位为25.51～26.67米（民国20年（1931）最高水位25米），湖内最高水位达22.15米（不蓄洪），沿湖周围常形成涝灾。

1966年，城西湖围垦后，湖底高程18米左右地区被开垦成耕地，蓄水区被逼至沣河桥以南20米高程左右的小片地方（原面积的1/4），湖内最高水位达24米，常年平均较垦前抬高1.69米，使沿岗约10万亩耕地常受内涝淹没。官塘圩、四清圩、临沣圩、朱塔圩、井庄圩、青年圩等圩区，原来在无淮水倒灌情况下年年可以保收一季或午秋双收，围垦后则常年淹没。 ^[8] 

根据城西湖水患特点，在治理上也采取两种方法：一是修筑淮河堤防，防止淮水倒灌；二是疏浚内河，在入淮口修涵闸，疏导内水入淮。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开始筑关洲口土埝20道，积长4400余丈，是第一次见于纪录的防淮工程。十三年重修。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知县钱以铨大修，都以防淮为主，未及内水，也仅只关洲口一处。并且堤身单薄，旋筑旋毁。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知县刘吉清等请求国库拨款，修筑西起三河尖的北河口，东到任家沟口的长淮大堤，并疏浚挖深内河3道。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县人倡议疏浚城西湖内的沣河河道。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知县李澄清疏浚自沣河桥起至新店埠义成台止50余里的河道，二十四年（1844）完工，内水可由任家沟口和新河口分流入淮（注：新河自临淮至新店埠老坝头北。原为小溪流，不通舟楫，宋建炎后激流冲击，水势渐大，遂成新河，从老坝头附近入淮）。咸丰初年，太平军、捻军起义势力已到达霍邱；治湖之事，暂时停顿。

从雍正七年到咸丰初，无论筑堤、浚河，均以防止淮水倒灌为主，不涉及其他方面。因为城西湖洪涝同期，是治理上一大难题，所以防洪与排涝很难兼顾，工程效益不显著。因此治湖又涉及到导淮。

自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黄河溃决，水灌洪泽湖，到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黄河北移故道，经过170余年，造成淮河中游（含霍邱）常发水灾，于是导淮议起。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江督曾国藩奏设导淮测量局（未行）。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江苏省咨议局长张謇，再次提议导淮。民国4年（1915）安徽省设皖北水利测量局，进行测量。民国17年（1928）设导淮委员会，从此本县治理西湖与治淮结合起来。

民国4年（1915），安徽省议员、霍邱县人蒋紫攀提议修筑霍邱淮堤，指出：“霍邱淮堤始修于清朝乾隆年间，代远失修，应筑新堤。颍上已修北岸，南岸不修，水势南侵，则以邻为壑”。民国6年（1917），倪嗣冲督皖，拨赈款兴筑西湖淮河长堤，西起三河尖，东到溜子口长160华里，并堵塞龙窝口、新河口等支口，以防淮水。内水由任家沟口排除。湖内18～20米高程的低洼区作为常年积蓄内水区。无淮水倒灌，湖内20米高程以上地区皆可保收。

民国20年（1931），淮水大涨（三河尖水位29.95米、新河口25米、正阳关24.62米），冲决长堤29处。水灾过后，在治淮与治理西湖问题上有两种争议：“治本，疏淮并城西湖之子河，则西、北两湾皆为膏产，疏沛，则城东湖永无水患；治标，进行修堤堵塞”（民国20年（1931）（（霍邱县水利堤工显示图说》）。

此后，遂有以工代赈之议。国民政府设立救济水灾委员会，筹办工赈。民国21年（1932）10月成立安徽水利工程处，霍邱县筹设工程委员会（后改水利工程总队），民国22年(1933）冬正式建立。民国23年（1934），分霍邱西湖长堤为全淮堤工程第三段（《淮系各县水利调查》）。

自西湖淮堤建成后，原有各口次第堵塞，内水宣泄不畅。民国25年（1936），韦立人（从芜）任西湖垦务专员，借贷款在任家沟口建万民闸一座，在新河口建万户闸一座。由于工程质量差，万户闸当年即被洪水冲毁。

民国27年（1938），黄河决堤南侵，由沫河口入淮，淮水暴涨，西湖淮堤数处决口。民国28年（1939），霍邱县成立工赈工程总队，担负复堤工赈任务。以后黄水流经淮河13年，西湖淮堤经常溃决，西湖水灾连绵不已。

1958年，在临淮岗兴建临淮水库，整个西湖纳入库区，以支持淮北稻改。1962年停工，只完成深孔闸、浅孔闸、引河。后来为保证西湖能蓄能排，平整引河堆土代替下格堤（原堤在水库开工时拆除），并在引河与任家沟交叉处兴建排水涵闸（新河涵），排泄湖内积水。

1963年夏，内湖水位高程22.13米，新河涵规模小（3孔5×3.4米），不能及时排水，影响秋种。同年冬在临淮岗东侧兴建一座7孔泄水闸及引河，1964年5月停工，只完成部分土方。1965年冬，改建原临淮岗水库深孔闸作为西湖泄水闸，堵闭新河口至深孔闸引河，开挖陈湖嘴至七里锥排水道。1966年春完成。该期工程，除1958年到1962年做为临淮岗水库工程建设外，其余年份仍以“蓄泄兼顾”，以保证淮河下游安全为主导思想。在湖内保留19米高程以下地段为常年积水区，20～22米高程地段保午争秋，22米高程以上地段确保午秋丰收（非蓄洪年份）。

城西湖经过治理以后，自1951年到1966年的16年中，除1954年蓄洪外，沿湖周围耕地有12年午秋双收，3年（1956、1963、1964年）午季保收。蓄水区每年捕捞300～400万公斤鱼虾及其他水产品（治理工程详细情况见《霍邱县水利志》）。

1966年围垦以后，蓄水面积减少四分之三，水位抬高，内涝加大，原较低洼的老圩约2万亩被常年淹没。南部5个湖汊湾地，民圩22.5米高程左右的耕地约8万亩，经常受涝。年年汛期都要防洪排涝，秋冬又要复堤堵口。年复一年，劳民伤财，治理成效甚微。 ^[8] 

1950年，淮河决堤，同年冬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做出根治淮河的决定。安徽省治淮委员会决议，将城西湖列为淮河中游洼地蓄洪区之一，在“泄蓄兼顾”的原则下进行治理。1951年1月，开始兴建蓄洪工程，将西湖淮堤王截流至任家沟口段加高到27.5～28.0米高程，堤身增厚，顶宽8米。并退建上格堤和下格堤，扩建万民闸，修块石护坡11处共2.57公里。在王截流与陈郢子交界处（对岸润河集）兴建分水闸。全部工程于1951年3月底先后开工，同年7月1日完工。1952年12月船闸施工，1953年完工（分水闸工程1959年全部拆除）。初期工程完成后，城西湖内19米高程以下常年蓄水区为140平方公里，19.5米至20米高程地段可以保午收争秋收。 ^[8] 

城西湖是淮河中游最大的湖泊蓄洪区，控制性能好，蓄洪效果显著，是中游河道防洪安全的主要蓄洪区。当蓄水位为21.0米时，湖泊面积314平方公里，容积5.6亿立方米；当蓄洪水位达到26.5米时，湖泊面积527平方公里，总蓄水量29.5亿立方米。 ^[1] 

城西湖西部、南部和西北部，原有许多湖汊湾地，早有群众垦殖，以后湖内蓄水增多，民垦没有多大扩展。民国8年（1919）西湖堤建成后，湖内水位下降，沿湖退出部分荒地，大都由地主、豪强招佃开垦，据为己有。民国30年，霍邱县荒地整理局《为呈明东西湖荒地与普通土地有别，请知照省田粮处令饬县处，暂缓办理陈报》的代电内载：“西湖原多蓄水，仅沿边少数耕地。兴建西湖长堤160里后，地始增加”。这期民垦荒地约20万亩，多在周围地势较高处。民国25年（1636），官垦失败后，当地群众仍向地势较低处延伸开垦。到解放初期耕地已达19.5～20米高程线。虽有淹涝，但淹没后耕地挂淤复壮，一年可收二年或二年可收三年的粮食。 ^[9] 

城西湖官垦开始于民国25年（1936），当时韦立人任垦务专员（兼县长）。查出城西湖内荒地16万亩，作为公有，对这部分荒地，一是由个人备价领种（多为地主）；一是招佃承耕（主要是农民），公家占有主权，收取租稞。安徽大学农学院价领湖区18米高程左右低洼区10万亩，自营农场2万亩，招佃耕种8万亩。韦立人试办合作农场（属县政府），征集民工开挖河道（沣河湖内故道），修筑湖内圩堤，兴建泄水闸。购置发电机、抽水机、脚踏脱粒机、碾米机等机械设备。合作农场开始播种水稻，当年秋稻子刚成熟，淮堤四百丈段溃决，万户闸冲毁，西湖水涨，虽向各乡征集民工抢收，约收稻谷1100万斤，但损失很大，韦立人也以办理失宜被撤职。
　　民国26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官垦停止，业务交县接管，历年省、县会勘收租，垦耕搁置。民国30年（1941)10月，复设霍邱县东西湖荒地整理局，进行清理，办理水利：规划垦殖（民国35年（1946）5月《安徽省战时财政概况》第七章第一节《清理东西湖荒地》）。
　　荒地整理局成立后，对荒地进行清理登记，共查出4.04万亩，比战前少2.28万亩，招佃承耕。
　　民国31年，（1942），设霍邱县农垦局，重新提出对西湖进行开垦。由工程技术员洪仲周草拟《霍邱县东西湖农田垦殖水利计划书》，全书为分绪言、湖水源流、浚河筑堤、建筑工程五大部分。其主要内容（西湖部分）：首先开挖西湖西岸、东岸两大干河。西干河由薛家嘴经高塘集至沣河桥，全长60里，河底宽60丈，高度随地势。东干河由河口集经张集、王家嘴、夹洲子至沣河桥汇西干河后，再经县城西门外，北至七里锥、莫家店，由姜家湖新河口入淮，全长130里，河底宽100丈，高度随地势。沿岗与两干河之间，依地势开挖支河、沟渠、围濠，各沟口建涵闸，使岗阜之水纳入干河。城西门外最洼处，留出较大地方，积蓄内水。其次，把湖内荒地划成100—1000亩块段，再以若干块段为一大区，开沟筑堤，以便防洪抽排。并指出湖区垦殖，有赖疏导淮河，才能有保证不受淮水泛滥的灾害。

新中国建立后，1955年春，省劳改支队在双台子一带围垦。1956年大涝后撤走。 ^[9] 

1962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部队在城西湖围垦3.9万亩，因1963年，1964年两年涝灾，被迫于1965年冬撤出。60年代中期，全国农业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粮为纲”，提出“向高山要粮”、“向湖水要粮”的口号，“围湖造田”，被列为解决粮食不足途径之一。
　　1966年1月，南京军区为了贯彻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准备在城西湖建设一个10万亩耕地的大型农场。从1月到4月，南京军区、省、地、县，经多次会商和实地勘察，商定“根治西湖、统一规划、军民两利、平战结合、勤俭办场”的方案，上报中央军委。5月15日，中央正式公布毛主席“五·七”指示。南京军区党委根据“五·七”指示精神，决定围垦城西湖，建城西湖农场。6月份城西湖围垦指挥部成立，南京军区派来2个师的部队，本县动员民工10万人，军民合作，从9月份开始到1972年11月全部完成，共围垦造田17.8万亩，其中军圩12.5万亩，民圩5.3万亩。军垦农场隔沿岗河南与邵岗、五塔两乡毗邻，西面和北面以军民圩格堤与高塘、陈郢、陈嘴等民圩相接，东面有反修大桥、工农兵大桥跨沿岗河与陈埠乡、牌坊乡和城关镇相通。围垦区系城西湖常年蓄水区，也是民国25年（1936）官垦和安徽大学价领区。

1966年至1986年城西湖围垦总投资4300多万元，其中地方2400多万元，部队1900多万元。城西湖军垦农场12.5万亩耕地，原系未垦殖的19米高程以下（含19米）的蓄水区，围垦后，1967年即收获小麦、豆类2700余万斤。1968年秋季蓄洪，午季仍收小麦3660余万斤。农场在1979年前以33%的耕地种植水稻，67%的耕地种植旱粮。1980年后，全部改种旱粮。历年粮食平均单产：水稻400斤，小麦（含大麦）225斤，豆类93斤，高粱220斤；年均总产量3500万斤，年均总产值（含工副业）1500万元，纯收入400万元左右，1981年最高纯收入达469万元。1969年和1971年分别亏损140万元和137万元外，其余年份均有盈余。

城西湖军垦农场自建场至1981年，共收获粮食6.37亿斤（1982年至1986年未统计进去），其中上交国家（实际也是安徽省地方）4.87亿斤，占总收获量76.45%；卖给地方0.49亿斤，占总收获量7.7%；军内上调0.46亿斤，占7.22%；部队本身补助0.28亿斤，占总收获量4.40%；其他（饲料、灾区救济等）0.27亿斤，占总收获量4.23%。

城西湖军垦农场，粮食年产量差距很大，最高达6836万斤（1974年），最低仅1126万斤（1969年），最高年份为最低年份的6.07倍（表6－3、表6－4）。

农场建成以后，发挥了社会效益，围垦区范围内的陈嘴、陈郢、王截流、莫店、临淮等11个民圩的耕地提高了保收系数。北部的陈郢乡，1963年和1964年年均降水1204毫米，两年都因内涝减产，年均只收获粮食145万斤。1982年，降水1208毫米，则收获粮食1270万斤。其他几个乡都有类似情况。其次根治了蝗患，围垦20年来没有再发生蝗灾，每年节省灭蝗经费10万元。改善了交通，围垦时修建了临淮岗船闸，内湖外河船只可以直达，年节省翻坝费28.8万元。由于挖深了泄水道，河底高程15米，比湖内最洼处还低3米，因之延长航线40公里，湖下修了公路，城关通往石店、周集等10多个乡，不需要绕道长集、河口，缩短路程30至40公里。农场在军民之间开展协作医疗，多年来派出医疗队693人次，为群众治病91460人次，并为地方培养医务人员262人。另外，部队向周围41432户群众支援6357万个劳动日；提供汽车1940台次运送物资112226吨；机械350台次；机修12963台件；化肥64535吨；训练民兵11085人；培训学生4435人；培养农技人员128人；飞机灭蝗25架次，123680亩次；抢险71次，抢救出遇险群众650人次；免、减电费，排涝、排洪费，借贷等项款共达654890元。 ^[9] 

城西湖围垦后，沣河以南部分作为蓄水区，因此沿湖南岸湖汊洼地；兰桥湾、桥岗涧湾、范桥湾、菱角湾、刘集（大桥）湾和官塘圩、四清圩、临沣圩、朱塔圩、井庄圩、青年圩等处的19.5米至22.5米高程之间65平方公里约6万亩耕地的淹没机遇增多。围垦前仅1954年蓄洪，1956年和1963年受涝灾。湖区水位一般年份19.5米至20米之间。

城西湖流域1750平方公里的迳流，据多年治淮资料推算，年均总量约2.31亿立方米（枯水年1亿立方米，平水年1.75亿立方米，丰水年3.5亿立方米）西湖原19.5水位蓄水区为140平方公里，可蓄水1.8亿立方米，除丰水年外都可以保收。围垦后，蓄水区面积在19米水位时仅有33平方公里，蓄水0.45亿立方米，因之水位抬高，年平均水位高程21.86米，丰水年份22米至23米，最高24.57米，年均抬高1.69米。南部湖汊洼地及生产圩平均每年有10.4万亩耕地被淹，最多达15.2万亩（1982年）。

西湖流域每年夏季常出现集中暴雨，蓄水面积小，水位上涨快，因之沿岗圩区经常破堤。农民秋冬要复堤、筑堤，夏季要防洪抢险，每年要多做土方200万立方米。较低洼地区，淹了排，排了种，种了淹，一年间往往三淹四种而无收获。

由于水位抬高，抽排时间增多，临王段内耕地约10万亩，地面高程大部分在22米以上，围垦前一般可以自排入湖。围垦后蓄水区水位经常高出22米，内水需要电力抽排，每年排水都在20天/1590千瓦左右，耗电约76万千瓦，花费大量经费，降低了生产效益。

城西湖围垦前，水面广阔，水温适宜，年平均水深约1至2米，水草、水藻繁茂，蝣蜉生物众多，适宜各种鱼虾生长，且系自然繁殖，无需投入。湖区渔民4000余人赖以生活。围垦后鱼虾产量由200万公斤下降到不足50万公斤，沣虾、银鱼近于绝灭。渔民流离四散，生活极端困难。

城西湖是城关人民饮用水主要水源，围垦后城关近4万人的饮用水仅靠从沿岗河（泄水道）汲取，水面小，失去自然净化能力，水质污染严重。1982年，县卫生防疫、保健等部门在沿岗河分段设点取样检验，河水无论在丰水期或枯水期，其可见色度、浑浊度、耗氧量及各种化学物质、细菌总量、大肠杆菌群等，均不合卫生标准，各种有害细菌含量超过国家允许标准数十倍甚至上千倍。据医疗部门统计，本县的贲门、幽门、食道、直肠等癌症，发病率极高，与水质有一定关系。

由于以上原因，湖区周围群众、基层干部、专家学者等提出退垦还湖的要求。1986年4月16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发表记者宣奉华关于《围垦霍邱城西湖给20多万农民带来灾难，安徽省有关干部群众强烈要求退垦还湖》的稿件，受到中央领导重视。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特为民请命”，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批示“围垦部队应尽速撤出”。9月，南京军区与安徽省人民政府举行了城西湖军垦农场的交接仪式，围垦部队按照规定将城西湖农场及其湖下不动财产移交给地方，并陆续从城两湖撤走。1987年开始放水蓄水还湖，加高加固26.5公里民圩格堤。

主要工程为：加高加固民圩格堤，该堤全长26.5公里，位于军圩以北，高程一般21米（其中有4.1公里为19.3米）。军圩还湖后，使内水在22米高程时民圩不受淹没，按15～20年一遇防洪标准设计，确定高程为24米，
　　开挖自排干沟，建排涝闸从黑树台子向南沿高塘圩边界到沿岗河开一条排水干沟，长4.1公里，设计流量70立方米/秒，沟底高程16米。底宽20米。在出口处和高塘站建排涝闸各一座，设计流量52立方米/秒和24立方米/秒，以增强陈郢、曾台、高塘3个排灌区自排能力。
　　建进洪闸（或滚水坝、坝顶高程20米）一座，设计流量500立方米/秒，使沿岗河水超过20米高程时自动进入军圩，减轻沿岗淹涝程度。
　　湖面管理划定区域实行承包、城关镇3.544万亩，城郊区3.39万亩，石店区2.67万亩，周集区1.09万亩，由指挥部办公室直接经营1.78万亩。
　　1988年3月在浅水区开挖精养鱼塘，栽种芦苇、荻柴、杞柳、柳桩、紫穗槐，种植杂交高粱、水稻、红麻，同时开始征收排灌经费。3月3日，成立霍邱县城西湖水产开发公司和霍邱县城西湖获苇开发公司，为西湖指挥部办公室下属单位，企业资金由国家支持和集资，并向社会招股（每股1000元）。
　　从1987年到1988年底，西湖指挥部争取沿湖各区（镇）乡的合作，投资45万元，组织群众完成加固防洪堤、新筑中隔堤土方工程200万立方米，建成116米宽的进洪滚水堤；接长加固中隔堤控制闸；整理维修了高台排灌站机组和输变电线路。
　　经济开发取得初步成效。根据“全面规划，综合开发，宜种则种，宜养则养，规模经营，办成基地，逐步实施，发挥效益”的方针，完成在中隔堤的迎水坡坡脚插上防浪柳桩，中坡栽种芦苇、荻柴，上坡种上紫穗槐。共栽种芦苇、荻柴、杞柳1000亩，池杉、意杨共300亩，用生物工程加固了堤坊。浅水区种植农业经济作物3万亩（不含秋季夏种）。1988年，午季实收小麦456.75万公斤，油菜籽26.25万公斤，西瓜10万公斤；秋季夏种3万亩。实收红麻100万公斤，杂交高粱120万公斤，水稻150万公斤，豆类（黄、豇、绿豆、）247万公斤，全年总产值1000万元。组织开挖精养鱼塘200亩。另外，湖区群众在湖下喂养大量禽畜。深水区开发，全年招股180股：投资80万元，大水面放养鱼种3.5万公斤计110万尾；放流蟹苗121.3公斤计2000万只；池塘养鱼40亩220万尾，小区域开发养鱼2万亩，围网养鱼200亩。春季放养的鱼苗，年底一般长到1公斤左右，最大的鲫鱼、鲤鱼达3公斤，幼蟹个体重1.5两左右。年终社会捕捞成鱼25万公斤。其中西湖水产开发公司捕捞11.5万公斤，水上乡承包区捕捞7万公斤。
　　1988年8月，为解决正阳关以上淮河干流西湖防洪堤退建后移民安置问题，以及原军圩内1.45万亩群众耕地还湖后这部份农民无地耕种问题，县人民政府决定从军垦区内划出临淮岗排灌站到工农兵大桥以北的12平方公里，和军台以西至高塘圩边界15平方公里区域为移民安置及补偿群众耕地区。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