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

世界戏剧艺术最早是出现在距今约2400年前的爱琴海边的古希腊。当时剧团内除了主要演员以外，还有一支合唱队，随时评论剧中发生的事情。有趣的是，伯利克里时期，为了鼓励人们去看戏，政府甚至会给观众发放“戏剧津贴”。这在弘扬和保护文化方面是很值得借鉴的。

古代希腊戏剧中所有的角色都是由男子扮演的，这些演员都是专业的，社会地位很高。在同一部戏中，一个演员可以扮演几个角色，一个角色也可由几个演员扮演。由于演员和观众的距离非常之远，因此演员必须频繁更换服装和面具来吸引观众的注意。演员们利用厚底的靴子以使自己显得高一些，有时还要带上颜色艳丽的手套以使观众能够辨认自己的手势。

最早的古规范希腊戏剧场十分简陋：在一片夯实的硬土地上修些台阶，再加一个木板，便是一个“剧场”。公元前四世纪，出现了一种新式剧场：它没有屋顶，呈半圆形，用石头建成，观众席呈阶梯状，且坡度较大。希腊人称其为”圆形剧场“

戏曲（traditional opera，历史上也称戏剧）是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表演艺术各种因素综合而成的一门中国传统艺术，剧种繁多有趣，表演形式载歌载舞，有念有唱，有文有武，集“唱、做、念、打”于一体，在世界戏剧史上独树一帜，其主要特点，以集传统古典戏曲艺术大成的京剧为例，一是男扮女（越剧中则常见为女扮男）；二是划分生、旦、净、丑四大行当；三是净角有夸张性的化装艺术——脸谱；四是“行头”（即戏曲服装和道具）有基本固定的式样和规格；五是利用“程式”进行表演。中国民族戏曲，从先秦的"俳优"、汉代的“百戏”、唐代的“参军戏”、宋代的杂剧、南宋的南戏、元代的杂剧，直到清代地方戏曲空前繁荣和京剧的形成。

中国戏曲虽然产生的比希腊、印度晚一些，但是早在汉代就有了百戏的记载，在13世纪已进入成熟期，其鼎盛时期是在清代。新中国成立之初，已经发展到300多个剧种，剧目更是难以数计。世界上把它和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 。戏曲始终扎根于中国民间，为人民喜闻乐见。而在其中，京剧、豫剧、越剧、黄梅戏、评剧依次称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 ^[1-2]  其它各种地方剧种都有其自己的观众对象。远离故土家乡的人甚至把听、看民族戏曲作为思念故乡的一种表现形式。

按容量大小，戏剧文学可分为多幕剧、独幕剧和小品；

按表现形式，可分为话剧、歌剧、诗剧、舞剧、戏曲等；

按题材，可分为神话剧、历史剧、传奇剧、市民剧、社会剧、家庭剧、科学幻想剧等；

按戏剧冲突的性质及效果，可分为悲剧、喜剧和正剧。

不过最基本、使用最多的分类是悲剧、喜剧和正剧，其中悲剧出现的时间早于喜剧，正剧也称为悲喜剧。

悲剧：冲突的实质：“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悲剧的审美价值：“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喜剧：审美价值：“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正剧：将悲剧和喜剧“调解成为一个新的整体的较深刻的方式”。

戏剧的表演形式多种多样，常见的包括话剧、歌剧、戏曲、舞剧、音乐剧、木偶戏等。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别，不同文化所产生戏剧形式往往拥有独特的传统和程式，比如西方戏剧、中国戏曲、印度梵剧、日本能乐、歌舞伎等。

现代的戏剧观念强调舞台上下所有演出元素统一表现以实现综合的艺术效果。演出元素包括演员、舞台、道具、灯光、音效、服装、化妆，以及剧本、导演等的一切总称，也包括台上演出与台下互动的关系（一般称为“观演关系”）。

在中国台湾地区，戏剧是一个范围较广的词语，如舞台剧、电视剧、电影等以剧本为核心进行表演的演剧形式都统称为戏剧。

文学上的戏剧概念是指为戏剧表演所创作的脚本，或称之为剧本。

戏剧语言包括人物语言和舞台说明。

人物语言：也叫台词（戏曲称之为“念白”）。台词，就是剧中人物所说的话，包括对白、独白、旁白等。对白是两个或多个人物交谈的话；独白是剧中人物独自抒发个人情感和愿望时说的话；旁白是剧中某个角色背着台上其他剧中人从旁侧对观众说的话。剧本主要是通过台词推动情节发展，表现人物性格。因此，台词语言要求能充分地表现人物的性格、身份和思想感情，要通俗自然、简练明确，要口语化，要适合舞台表演。

舞台说明：又叫舞台提示。它是剧本语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剧本里的一些说明性文字。舞台说明包括剧中人物表，剧情发生的时间、地点，服装、道具、布景以及人物的表情、动作、上下场等，这些说明对刻画人物性格和推动戏剧情节发展有一定的作用。这部分语言要求写得简练、扼要、明确。这部分内容一般出现在每一幕（场）的开端，结尾和对话中间，一般用括号（方括号或圆括号）括起来。

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已经表述了对戏剧本质的认识。他认为：一切艺术都是模仿，戏剧是对各种生物的行动的模仿。

以后 ，印度的第一部戏剧理论著作《舞论》也指明：“戏剧就是模仿。”19世纪以后，对戏剧本质的研讨出现了众说纷纭的局面，主要有观众说，冲突说，激变说，情境、实验室说等。

观众说：认定观众是戏剧的必要条件 ，也是戏剧的本质所在。法国戏剧理论家F.萨赛是这种观念的代表，他断言：不管是什么样的戏剧作品，都是为了给观众看的。“没有观众，就没有戏剧”，因而，戏剧的一切元素都必须与观众的欣赏相适应。

冲突说：以法国戏剧理论家布伦退尔为代表。19世纪末，布伦退尔指出：舞台乃是人的自觉意志发挥的场所，人物的自觉意志的发挥必定会遇到阻碍，主体为克服阻碍就要与之斗争，这就构成“意志冲突”，戏剧的本质就在于此。美国戏剧理论家J.H.劳森则把戏剧的本质归之为“自觉意志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社会性冲突”。他认为：由于戏剧是处理社会关系的，而人的自觉意志又必须受社会必然性的制约，因而，真正的戏剧性冲突必须是社会性冲突。这种观念可以一句话来表述：“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中国东汉时期的许慎 ^[3]  在《说文解字》中提出：“戏，始于斗兵，广于斗力，而泛滥与斗智，极于斗口。”认为戏剧是最富于冲突的生活场景的升华。

激变说：英国戏剧理论家W.阿契尔否定布伦退尔的“冲突”说，他把小说与戏剧相比较，认为小说是“渐变”的艺术，而戏剧是“激变”( crisis ，又译危机)的艺术，戏剧所处理的是人的命运和环境的一次激变，这就是戏剧本质的所在。

情境、实验室说：早在18世纪，法国哲学家D.狄德罗就曾把“情境”看作戏剧作品的基础。黑格尔在谈到戏剧的特性时，也曾把“情境”与“冲突”联系在一起，并强调情境的本体意义。存在主义哲学家 、剧作家J.-P.萨特把自己的剧本称为“情境剧”，并把戏剧的对象说成是人在情境中的选择行为。B.布莱希特则把戏剧看作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认为：剧院乃是检验人类在特定情境中行为的实验室。这种观念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界定了戏剧的本质。

1：始于离者，终于和；

2：一言以蔽之，“谓以歌舞演故事也；

3：离形而取意，得意而忘形。

戏剧将众多艺术形式，以一种标准聚合在一起，这些形式包括：诗、乐、舞。诗指文学，乐指音乐伴奏，舞指表演。此外还包括舞台美术、服装、化妆等方面。同时，戏曲以唱、念、做、打为基本手段，几乎将各类表演艺术成分集于一台。戏曲演员必须掌握“四功五法”（“四功”即唱、念、做、打，“五法”即口、手、眼、身、步）。

只要是一个空间，便可以成为戏剧演出的场所，一般称为“剧场”。历史上，有许多专门供戏剧活动使用的场所，有的在户外、有的在室内。这些专供戏剧演出的场所包括剧场、戏院、舞台等。

在中国古代，所谓的舞台最早是用在歌舞仪式上，舞者进行仪式时所站的一块以土推成的高台，随着戏剧发展逐渐成熟，而出现了戏棚、戏台、戏亭、勾栏等演出场所。

西方戏剧的演出从希腊的露天剧场、古罗马的圆形剧场（即“角斗场”），发展到近世的“镜框式舞台”，适合先锋实验戏剧演出的“黑匣子”（Black Box,或作黑盒、黑箱）、“小剧场”（Experimental Theater）

（1）宫廷乐舞说，清代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云：“梁时大云之乐，作一老翁演述西域神仙变化之事，优伶实始于此。”刘始培在《原戏》中根据古代乐舞多有妆扮人物之事实，认为“戏曲者，导源于古代乐舞者也……则固与后世戏曲相近者也。”常任侠在《中国原始的音乐舞蹈与戏剧》中，较为系统的考察了原始音乐舞蹈的戏剧因素后认为“原始社会中的简单的音乐舞蹈，便是后来做成完美戏剧的前躯”。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长编》将中国戏剧的最早源头溯至“周秦的乐舞”。

（2）上古歌舞说，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开篇首句云：“中国戏曲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原始时代的歌舞。”我们知道一切艺术起源于劳动，中国的歌舞也不例外。《书经.舜典》上说：“予击石附石，百兽率舞。”所谓百兽率舞，并不是像后来的儒家所神秘化的那样，即在圣人当世，连百兽都来朝拜舞蹈了。这种舞是用石相击或用手击石来打出节秦的，那时连鼓也没有，可见是很原始的。到后来才有了鼓，所谓“鼓之舞之，”这就进一步了。这种舞可能是出去打猎以前的一种原始宗教仪式，也可能是打猎回来之后的一种庆祝仪式，《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说：“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鏖革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像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这是战国时代关于古代乐舞的一种传说。可以透过这段歌舞的描写看出一幅原始猎人在山林中打猎的景象：“一面呼啸，一面打着、各种陶器、石器发响去恐吓野兽，于是野兽们就狼奔豸突地逃走而终于落网了，这位原始时代的艺术家“质”（其实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当时全体人民）就是按生活中的实际来创造了狩猎舞，这时所谓的“百兽”实际是人披兽皮而“舞”的场景，不过是对于狩猎生活的愉快和兴奋的回忆罢了。当然，这时的场景都是已经艺术化了，音乐、舞蹈都是已经节奏化了的，这种舞蹈带着浓厚的仪式性，它是响氏族的保护神或始祖祈祷，以求这次出去打猎获得丰收，或者是打猎回来为了酬谢神祇而举行的。但不管它是什么仪式，也不管它披着多厚的原始宗教的外衣，其实际意义，乃是一种对于劳动的演习、锻炼，这不光是锻炼了猎人们的熟练程度，而且也培养了年轻的猎人，《书经.舜典》中有命夔“典乐教胄子”的记载。“胄子”的注解是贵族子弟，但原始社会没有贵族，恐怕就是年轻武士了，用乐舞去教年轻武士，不是锻炼他们又是什么呢？因为它的内容就是原始人狩猎动作的模仿。 ^[4] 

既然是模仿劳动的动作，这也就可以说是最原始的表演了。

原始的舞蹈总是和歌相伴的，他们决不是闷声不响地跳，而是一面跳一面欢呼歌唱。《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而歌八阕。”略可想见当时的情形。

在原始社会，歌舞不止狩猎舞一种，还有战争舞，它的性质和狩猎舞是差不多的，到了进入农耕时代，又产生了一系列有关农事的祭典，如“蜡”如“雩”。蜡是在年终时，为了酬谢与农事有关的八位神灵而举行的。在这一天，公社的成员是尽情欢乐、开怀畅饮、唱歌跳舞的。这种风气一直遗留到春秋时代。《孔子家语.观乡》说：“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为乐也。孔子曰：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可以看出这完全是劳动农民一年辛苦后的欢乐。

相传“蜡”是伊耆氏所首创，一说伊耆氏就是神农氏足见这是与农业发达时期密切相连的风俗。“雩”是天旱求雨的祭祀。《周礼.春官》“宗伯”下记载：“司巫……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周记》的记载虽然是奴隶社会的事，但显然是原始时代的遗留下来的风俗，除此之外，在原始公社的许多节日也举行舞蹈。例如男女相爱，也有一个节日，大家会合在一起来唱歌跳舞。这个节日在汉民族就是祭祀氏族女始祖的日子，所跳的舞据说就叫做“万舞”在西南少数民族的所谓“跳月”“摇马郎”“歌墟”等可能就是这种节日遗留下来的形态。

原始歌舞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的全民性。到了奴隶社会，有了阶级，在艺术上的情况也就起了变化，这时祭祀仪式已经不复是全民性的节日歌舞，它成了只是奴隶主贵族所专有的了，第一个把天下传给自己儿子的禹，当他治水成功，做了部落联盟的首领之后，立刻“命皋陶作为夏龠九成，以昭其功”见《吕氏春秋.古乐》这里的乐舞已经开始失去全民的意义，而成为夸耀个人功绩的手段了，禹的儿子启也学习他这一手，用歌舞来夸耀，并装点自己的威严。据传说他三次上天，从天上偷来了《九招》（即《九韶》）歌舞，在“大穆之野”举行表演。从此以后，奴隶主贵族们便把本是属于全民的歌舞拿来歌颂自己的功德，《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而《大武》之舞却又是歌颂周武王和周公灭商及平定奴隶叛乱的武功的，这是所谓“武舞”它是手执盾牌和武器而舞蹈的，还有歌颂周朝统治者治国如何有秩序、如何天下太平的《韶舞》，这就是称为“文舞”。

现从《史记.乐书》中引一段关于《大武》之舞的记载如下：

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子曰：“……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狭。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四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 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志也。”

从这段对于《大武》之舞的解释来看，他包涵着一段故事的内容，舞虽不足以表现它的内容，但演故事的倾向却也存在了。

（3）西域歌舞说，陈村、霍旭初《论西域歌舞戏》中指出：汉唐间，随东西方交通之开拓、经济文化交流之频繁，西域文化艺术的一支——歌舞戏，逐步传入中原，成为中国戏剧的重要源流之一。无论汉代的百戏，唐代的乐舞，西域成分都占相当比重，尤其在唐代，戏剧的因素渗入乐舞之中，西域歌舞戏与中原传统戏剧的融合，不仅出现了唐代兴盛的歌舞戏品种，并对后世的戏剧有十分深远的影响，中国学者任半塘先生指出：唐代歌舞戏“纵面承接汉晋南北朝之渊源，横面彩纳西域歌舞戏之情调 ”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许地山先生就阐述了六朝时候西域诸如龟兹，康国等及伊斯兰或印度乐舞的东来，有“杂戏”也进入中土的见解。

关于唐代歌舞戏，《旧唐书.音乐志》载：歌舞戏有大面、拨头、踏摇娘、窟垒子等戏。任半塘先生认为凡唐人“俳优歌舞杂奏”皆为歌舞戏。他在《唐戏弄》第二章《歌舞戏总》中还指出：“一旦内容有故，或技艺涉说白，虽记载简略，表现模糊。亦非认为歌舞戏不可。”属西域歌舞戏者，《旧唐书》中仅举“拨、头”一戏，曰“拨头出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象之也。”任半塘考歌舞戏，涉受西域影响的戏剧很多，明确指出为西域歌舞戏“剧录”者有“西凉伎”、“苏莫遮”、“舍利弗”等，属“戏体”者有“钵头”、“弄婆罗门”等。“苏莫遮”是西域歌舞戏中有代表性的一个剧目，对苏莫遮的记载，以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四十一为详细：苏莫遮，西戎胡语也，正云飒磨遮，此戏本出西龟兹国，至今犹有此曲，此国浑脱、大面、拨头之类也，或作兽面或像鬼神，假作种种面具形状，以泥水沾沥行人，或持索搭钩，捉人为戏，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戏，七日乃停。土俗相传云：常以此法禳厌，驱趁罗刹恶鬼食啖人民之灾也。”苏莫遮，又称泼寒胡戏，从文献上看，苏莫遮在中原，大都是供统治者娱乐的，自北‘周宣帝大象元年到唐玄宗开元元看130多年，常列为宫廷内玩赏的节目，这自然要经过无数次的改造，并随政治风云而变易。最清楚的例子是唐中宗时中书令张说为投中宗喜欢“泼寒胡戏”所好，作“苏莫遮”歌辞五首，每首辞后附和声“亿万岁。”同一张说， 到了玄宗开元元年却又上疏曰：“泼寒胡戏未闻典故，裸体跣足，盛德何观，挥水捉泥，失容斯甚。”求禁此戏，玄宗本爱各族乐舞，因政治需要乃崇信道教，至天宝年间，推行“改佛为道”“改胡为汉”的政策，泼寒胡戏便遭禁止，但苏莫遮的曲牌被保留下来，唐代宫廷的泼寒胡戏，突出了“献忠祝寿，永庆万年”“夷邦归顺”的政治说教和玩耍气氛，把民俗内容，西域生活内涵完全抹掉。因此，对苏莫遮歌舞戏仅从见诸史籍上的记载去研究分析是不足取的，“苏莫遮"中的泼水沾沥行人，为波斯民俗供奉不死之神的活动，清水象征着“苏摩”圣水。张说的苏莫遮歌辞第三首有油囊取得天上河水，将添上寿万年杯，亿万岁”之句，岂不正与“苏摩”不死之酒的含意相印证吗？由此可见，泼水沥人是苏莫遮的最关键情节，为此戏的精华所在，亦为此戏原始形态的基础，故在传播中虽经增删变异，但此核心情节始终保留着。

“苏莫遮”表演者戴各式面具，是此戏的又一特点。《酉阳杂俎》中的“并服狗头，猴面”都明确记录了龟兹“苏莫遮”歌舞戏的面具表演，面具既刻划了剧中人物性格，又是演绎内容的手段，为戏剧化的重要标志，龟兹“苏莫遮”的面具多样化，表明戏剧的发达，亦即“能感人”教化功能的发展与成熟。据

《一切经音义》所载，龟兹以面具表演的戏剧形式，除苏莫遮外，还有“大面”“浑脱”“拨头”，关于“大面”，唐代剧名有“兰陵王”，大面是面具之称，“大面出于北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面美，常着假面以对敌，尝击周师金庸城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此舞，以效其指挥击刺之容，谓之兰陵王入阵曲”。

《兰陵王》的剧情主要为颂扬“指挥击刺之容。”加以面具之角色装扮，当然不是单纯的舞蹈，而是戏剧性的表演。“兰陵王”大面是受西域影响又按西域大面之称为歌舞戏，早有学者论证过。王国维先生曾说过：“如使拨头与拨豆为同音异译，而此戏出于拨豆国，或由龟兹等国而入中国，则其时自不应在隋唐以后，或北齐时已有此戏，而《兰陵王》《踏摇娘》等戏，皆模仿而为之者欤。”唐代，崔令钦《教坊记》载《踏摇娘》：北齐有人姓苏，实不仕，而自号为郎中，嗜饮酗酒，每醉辄殴其妻，妻衔悲，诉于邻里，时人弃之。丈夫着妇人衣，徐步入场，行歌，每一迭，旁人齐声和之云：“踏摇和来！踏摇娘苦和来！”以其且步且歌。故谓这“踏谣”;以其称冤，故言苦。及其夫至，则作殴斗之状，以为笑乐。”《踏摇娘》实为歌舞戏，而非单纯的舞蹈。

中国周代盛行的蜡祭，是祭祀仪式中颇具戏剧性的一种。此说较早见于宋人苏轼《东坡林志》（卷二）八蜡，三代之戏礼也，岁终聚戏，此人情之所不免也，因附以礼仪，亦曰不徒戏而已，祭必有尸，无尸曰“奠”……今蜡谓之“祭”盖有尸也，猫、虎之尸，谁当为之？置鹿与女，谁当为之？非倡优而谁？“葛带榛杖”，以丧老、物；“黄冠”“草笠”以尊野服，皆戏之道也。

明人杨慎在《升庵集》（卷四十四）中针对楚辞之《九歌》谓“女乐之兴，本由巫觋……观楚辞《九歌》所言巫以悦神，其衣被情态与今倡优何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提出：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巫之兴也，盖在上古之世。《楚语》：“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如此，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及少皋之衰，九黎乱德，明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巫之事神，必用歌舞。他认为古代的巫觋是以歌舞娱乐鬼神为职业的，同时，古代祭祀鬼神要用人来装扮成“灵保”或“尸”作为神鬼所凭依的实体，则装扮成“灵保”的亦即为巫，他断定'群巫之中，必有象神之衣服形貌动作者."这一做法就是'后世戏剧之萌芽'.由此王国维认为“后世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

闻一多在《什么是九歌》中认为：“严格的讲，二千年前《楚辞》时代的人们对《九歌》的态度，并没有什么差别，同是欣赏艺术，所差的是，他们是在祭坛前观剧——一种雏形的歌舞剧。我们则只能从纸上欣赏剧中的歌辞罢了。”他还将《九歌》“悬解”为一部大型歌舞剧。董康《曲海总目提要.序》：“戏曲肇自古代之乡傩”傩是古代的一种逐鬼趋疫的仪式，特别是在每年除夕时最为盛大，舞蹈者都戴着面具。

“巫觋说”与“宗教仪式说”相类。较早系统论述中国戏剧起源于“宗教仪式”的是英国牛津大学教授龙彼得的《中国戏剧起源于宗教仪式考》一文，他认为：“在中国，如同在世界任何地方，宗教仪式在任何时候，包括现代，都可能发展为戏剧，决定戏剧发展的各种因素，不必求诸于遥远的过去，它们在今天还仍然还活跃着。”周育德在〈中国戏曲与中国宗教〉中认为：原始宗教开辟了戏曲的源头，先秦宗教孕育了戏曲的胚胎，秦汉宗教产生了戏曲的雏形，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宗教在戏曲发生阶段的作用。

张庚、郭汉城的〈中国戏曲通史〉中说到，在西周末年出现了有贵族篡养起来，专供他们声色之娱的职业艺人“优”，有时也称为“倡优”或“俳优”。“优”都是由男子充任的。据说，夏桀时代就有了倡优。刘向《古列女传.孽嬖传.夏桀末喜》中记载：“桀……收倡优侏儒狎徒能为奇伟戏者，聚之于旁，造烂漫之乐。”关于优的记载，最初见于《国语.郑语》史伯对郑桓公说周幽王“侏儒、戚施实御在侧”韦昭说：“侏儒、戚施皆优笑之人，可见就是当时的俳优。春秋时代，优孟扮为孙孙叔敖而与楚庄王相问答一事，向来被人为是中国戏剧的开端。宋人高承《事物纪原.俳优》引《列女传》说：“夏桀既弃礼仪，求倡优侏儒，而为奇伟之戏。”清人焦循亦持此说：“优之为伎也，善肖人之形容，动人之欢笑，与今无异耳”王国维《宋元戏曲考》除认为“巫”为戏剧之源头之外，还认为“巫以乐神，优以乐人，巫以歌舞为主，优以调谑为主，巫以女为之，而优以男为之。至若优孟之为孙叔敖衣冠，而楚王欲以为相，优施一舞，而孔子谓其笑君，则于言语之外，其调戏亦以动作行之，与后世之优颇复相类。”由此推出，“后世之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的结论。

春秋战国之俳优，如晋之优施，楚之优孟，既为戏剧之滥觞。顾以歌舞及戏谑为事，尚未演历史故事。自汉以后，始间演之。降及南北朝，遂合歌舞以演一事，但以事实至简，仅具戏剧轮廓，谓之为戏，不如谓之为舞也。“（摘自民俗学家黄现璠着：《唐代社会概略》 ，商务印书馆，1936年3月初版）

此说见于孙楷弟《傀儡戏考源》，他将傀儡戏的源头溯至西周傩礼中方相氏所佩戴的“黄金四目”面具，因为方相矢是用真人来扮饰，而丧家出殡时每用方相氏先就柩开路，由是联系到《旧唐书．音乐志所载“窟垒子”：“作偶人以戏，善歌舞，本丧家乐也，汉末始用于嘉会”等语，乃认定傀儡戏当即由方相氏的驱疫蜕变而来。但因方相氏系用真人扮饰，于是悬断“当代傀儡戏有二派：一以真人扮饰，一以假人扮演，二者性质不同，而皆谓之傀儡。”书中还说“余此文所论，以宋之傀儡戏、影戏为主，以为宋元以来戏文杂剧所从出，乃至后世一切大戏，皆源于此”。

许地山的《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底点点滴滴》从中、印戏剧内容和表现形式上的共性出发得出结论：“中国戏剧变化底陈迹如果不是因为印度的影响，就可以看作是赶巧两国底情形相符了。”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季羡林的《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均持此说。

唐文标在中国古代戏剧史中认为：“我认为中国戏剧的主要起源来自民间，古剧所以晚起，所以掺杂无数民间杂艺，它的通俗内容和大众化的语调外形，它的平庸思想，人情世故的主题，它之所以跟世界上希腊悲剧和印度梵剧大异的地方，完全由于它自民间来，以满足平民阶层的娱乐消闲为第一要点，因此它的成熟期也非要等待中国农业社会演化的结果。宋代出现一个具体而微的大众化市民社会不可了。”

这一说法认为，文学才是诱发中国戏剧发生的重要因素，其中又有以下几种不同看法：

祝肇年、彭隆兴《百戏是形成中国戏曲的摇篮》一书与云：“戏剧是在‘百戏’中间孕育形成的，“角羝戏”又是直接孕育戏剧的母体。吴国钦在《瓦舍文化与中国戏剧的形成》中明确说到：“我认为戏曲形成于汉代，在汉代百戏中已经出现了戏剧实体，像《东海黄公》、《总会仙唱》这类节目，就是初期的戏剧，它们都是一种戏剧演出，有演员表演、有故事贯穿、有观众参与。张衡《西京赋》是这样记载的：东海黄公，赤刀粤祝，靠厌（伏）白虎，卒不能救，狭邪作盅，于是不售。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上也有记载：有东海人黄公，少时为术，能制御蛇虎……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乃以赤刀往厌（伏）之。术既不行，乃为虎所杀。俗用以为戏，汉帝亦取以为角羝之戏焉。东海黄公的演出形式属角地羝戏，演员通过戴白虎面具进行角力相扑表演故事，它显然已不是单纯的竞技比赛，而是“戏”，因为角羝是在戏剧规定情景中完成的，输赢早已内定了。汉代的百戏也叫散乐，是当时民间演出的歌舞、戏曲、杂技、杂耍节目的总称。戏曲就孕育在这种“百戏杂陈”的演出环境中，它吸取了各种姐妹艺术的长处，在母体中形成自己的基因。

在古代希腊 ，艺术被划分为音乐、绘画、雕塑 、建筑与诗，戏剧被划归诗的范畴。但是，真正的戏剧艺术应该包容诗（文学）、音乐、绘画、雕塑、建筑以及舞蹈等多种艺术成分，因而被称为综合艺术。

每一种艺术都有特殊的表现手段，从而构成形象的外在形态。作为一种综合艺术，戏剧融化了多种艺术的表现手段，它们在综合体中直接的、外在的表现是：

戏剧中的多种艺术因素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它们在综合整体中的地位不是对等的。在戏剧综合体中，演员的表演艺术居于中心、主导地位，它是戏剧艺术的本体。表演艺术的手段——形体动作和台词，是戏剧艺术的基本手段。其他艺术因素，都被本体所融化。剧本是戏剧演出的基础，直接决定了戏剧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它作为一种文学形式，虽然可以像小说那样供人阅读，但它的基本价值在于可演性，不能演出的剧本，不是好的戏剧作品。戏剧演出中的音乐成分，无论是插曲、配乐还是音响，其价值主要在于对演员塑造舞台形象的协同作用。戏剧演出中的造型艺术成分，如布景、灯光、道具、服装、化妆，也是从不同的角度为演员塑造舞台形象起特定辅助作用的。以演员表演艺术为本体，对多种艺术成分进行吸收与融化，构成了戏剧艺术的外在形态。

台湾现代戏剧表演团体列表

台湾传统戏剧表演团体列表

剧场组合

进念二十面图

亚洲联创(上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七幕人生·音乐剧

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

英国伦敦西区

美国百老汇

希腊大宋联合会京剧团

西方戏剧的曙光，普遍认为是古希腊悲剧，而古希腊悲剧则是源于古希腊城邦的狄俄尼索斯（Dionysus）的崇拜仪式。在祭典中，人们扮演狄俄尼索斯，唱“戴神颂”，跳“羊人舞”（羊是代表蒂厄尼索斯的动物）。古希腊悲剧都是诗剧，严谨古雅、庄重大气。表演时有歌队伴唱，史实表明歌队先于演员存在。关于这个起源，也可以参考德国哲学家尼采的早期哲学著作《悲剧的诞生》。

就西方的定义来说，中国没有“话剧”的传统。不过一般在讨论中国戏剧时，若不以严格的定义划分，中国古代的戏曲应归入戏剧的大类。

中国戏曲的根源在可以追溯到先秦到汉代的巫祇仪式，但是宋代南戏的发展才有了完备的戏剧文本创作，现存最早的中国古代戏剧剧本是南宋时的《张协状元》。元代时以大都、平阳和杭州为中心，元杂剧大放异彩。后世形成了诸多戏曲形式，也就是各剧种。明代的昆曲经过发展，首先得到士族大夫的追捧和喜爱，他们大量创造剧本，不断修改曲谱，同时修正昆曲的戏剧理论，并使得传奇剧本成为一种新的主流文学形式。随后昆曲又得到晚明和清代宫廷皇室的喜爱，成为贵族生活的一部分，成为获得官方肯定的戏剧艺术，故称“雅”；而以各地方言为基础的地方戏，广受民间喜爱，则称“花”。于是在清代形成了“花雅之争”，实际上是戏曲共同繁荣的局面。这丰富了戏曲艺术的门类，也形成了各自的艺术特色。

台湾的戏剧研究学者曾永义提出一套说法，认为在讨论中国戏剧起源时，应该要区分“大戏”与“小戏”，大戏是成熟的戏曲，而小戏则是戏剧的雏型。大戏是在到了金元杂剧之后才发展完成，而之前的宋杂剧、唐代的代面、踏摇娘、钵头、参军戏、樊哙排君难等，都可列入小戏的行列，而中国在非常早之前，就有小戏。

中国在与近代西方有文化接触前，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戏剧”（主要指话剧）传统。中国传统的戏剧为一种有剧情的，“以歌舞演故事”的，综合音乐、歌唱、舞蹈、武术和杂技等的综合艺术形式，也就是戏曲曲艺。

先秦时期→汉魏时期→唐宋金时期→元朝→元末明清时期→近代

元代兴盛

元杂剧剧本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1曲词2宾白3科范4宫调

1曲词：配曲的唱词。　2宾白：指古代戏曲中的道白。　3科范：指戏曲程式动作。　4宫调：乐曲曲调。中国戏剧在元代兴盛，形成了一个艺术上的高峰。原因何在呢？

首先，从宋杂剧到金院本，再到元杂剧的诞生，遵循了艺术的内在发展规律。经过长期的艺术积累，终于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以唱、念、做、打的综合性为特征的戏剧表演形式。其中，散曲对杂剧结构的最后定型起了重要作用。就音乐而言，元杂剧每一宫调中选用的曲牌比之诸宫调要丰富得多，可以充分地表演一段情节，符合戏剧冲突从形成到发展、到高潮、再到解决的结构。

其次，城市空前繁荣，游乐场所增多，特别是出现了大量的瓦舍勾栏。早在宋代，勾栏中就有“书会”的组织，一般由下层读书人和有经验的老艺人组成，专为勾栏中的各种演出形式提供脚本。元杂剧的成熟，客观上提高了对书会的要求，急需读书人为他们竞制新篇，以满足广大观众的欣赏需求。这样促成了更多的戏剧作品产生。

再次，元代统治者不设科举，使读书人失却晋身之阶，于是他们在瓦舍勾栏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仁甫、郑德辉等优秀杂剧作家，都是在生计没有着落的情况下，真正深入到社会的下层。那些底层人们特别是倡优的遭遇、觉醒和反抗，深深地感染着他们，所以在他们笔下才敷演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塑造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有人说，元杂剧是愤怒的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为过。

戏剧文本（即“剧本”）是一出戏剧的基本要素，是一台戏的先决条件。

剧本最重要的是能够被舞台上搬演。戏剧文本不算是艺术的完成，直到舞台演出之后（即“演出文本”）才是最终艺术的呈现。历代文人中，也有人创作过不适合舞台演出，甚至根本不能演出的剧本。这类的戏剧文本则称为案头戏（也叫书斋剧）（比较著名的如王尔德的诗剧《莎乐美》。）现代戏剧中也出现了没有剧本的演出实例。

戏剧的文学本，在不演出的状态下，可以作为单独的文学样式欣赏。

随着西方现代戏剧在导演以及演员训练体系上的实践，戏剧理论逐渐从戏剧文本的讨论扩大到剧场整体，进而产生“场面调度”等新观念。其中，比较著名的提法是20世纪70年代英国戏剧导演彼德·布鲁克在其专著《空的空间》（The Empty Space）中提出的观念：“一个演员，走过一个空荡荡的舞台，这就是一出戏的全部。”

京剧、北方昆曲、西路评剧、北京曲剧。

河北梆子、评剧、 丝弦、保定老调、哈哈腔、河北乱弹、武安平调、武安落子、西调、隆尧秧歌、唐剧、深泽坠子戏、安国老调、保定上四调、保定皮影、保定贤寓调、保定碰板调、十不闲莲花落、固义傩戏、海兴南锣、北方昆曲、定州秧歌戏、蔚州梆子、高腔、唐山皮影、冀南皮影戏、张家口赛戏、临漳西狄邱落子、西路蹦蹦、莲花落、河间南辛庄木偶戏、新颖调、涿州横歧调、张家口东路二人台、保定诗赋弦、邢台弦子腔、邢台坠子戏、邢台淮调、邢台西调、肃宁武术戏、怀安软秧歌、肥乡罗戏。

晋剧、蒲州梆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上党梆子、锣鼓杂戏、耍孩儿、灵丘罗罗、上党皮黄、上党落子、永济道情、洪洞道情、临县道情、晋北道情、襄武秧歌、壶关秧歌、沁源秧歌、祁太秧歌、繁峙秧歌、朔县秧歌、孝义碗碗腔、曲沃碗碗腔、弦子腔、凤台小戏、河曲二人台。

内蒙大秧歌二人台、漫瀚剧、蒙古剧彩扮莲花落。

海城喇叭戏、辽南影调戏、二人转。

二人转、吉剧、新城戏、黄龙戏。

龙江剧。

秦腔、汉调二黄、阿宫腔、合阳跳戏、合阳线腔、眉户腔、陕西碗碗腔、陕西老腔、陕南端公戏、陕西道情弦板腔、陕南花鼓戏、安康弦子戏、陕南汉调。

陇剧、高山剧、影子腔、甘南藏戏。

青海藏戏、青海平弦戏。

豫剧、河南越调、南阳梆子、大平调、怀梆大弦戏、罗戏、卷戏、河南曲剧、河南道情、豫南花鼓、戏乐腔、五调腔、宛梆、二夹弦、蒲剧。

新疆曲子戏。

山东梆子、枣梆、莱芜梆子、东路梆子、柳子戏、大弦子戏、罗子戏、吕剧、茂腔、柳腔、五音戏、柳琴戏、两夹弦、四平调、灯腔、东路肘鼓子、坠剧、渔鼓戏、八仙戏、蓝关戏。

昆曲、淮剧、扬剧、通剧、锡剧、苏剧、淮海戏、丹剧、丁丁腔、海门山歌剧、淮红剧、苏州评弹。

黄梅戏、徽剧、青阳腔、沙河调、岳西高腔、安徽目连戏、安徽傩戏、庐剧、安徽端公戏、泗洲戏、宿州坠子戏、含弓戏、芜湖梨簧戏、文南词、皖南花鼓戏、凤阳花鼓戏、淮北花鼓戏、推剧嗨字戏、洪山戏。

越剧、沪剧、滑稽戏、奉贤山歌剧。

越剧、婺剧、绍剧、绍兴莲花落、新昌高腔、宁海平调、松阳高腔、醒感戏、温州昆曲、金华昆腔戏、黄岩乱弹、诸暨乱弹、瓯剧、和剧、杭剧、甬剧、湖剧、姚剧、睦剧。

赣剧、弋阳腔、盱河戏、东河戏、宁河戏、瑞河戏、宜黄戏、南昌采茶戏、赣南采茶戏、萍乡采茶戏、万载花灯戏、抚州采茶戏、吉安采茶戏、宁都采茶戏、赣东采茶戏、九江采茶戏、景德镇采茶戏、武宁采茶戏、高安采茶戏。

莆仙戏、梨园戏、高甲戏、平讲戏、闽剧、庶民戏、词明戏、大腔戏、闽西汉剧、北路戏、梅林戏、右词南剑调、小腔戏、三角戏、闽西采茶戏、南词戏、闽西山歌戏、芗剧、打城戏、竹马戏、游春戏、肩膀戏。

歌仔戏、布袋戏。

粤剧、潮剧、正字戏、白字戏、广东汉剧、西秦戏、花朝戏、粤北采茶戏、乐昌花鼓戏、雷剧、粤西白戏。

桂剧、邕剧、丝弦戏、广西师公戏、彩调牛娘剧、桂南采茶戏、壮剧、苗戏、侗戏。

琼剧、临剧。

湘剧、祁剧、常德汉剧、衡阳湘剧、巴陵戏、辰河戏、湘昆长沙花鼓戏、岳阳花鼓戏、常德花鼓戏、湘西花灯戏、 湘西阳戏、衡阳花鼓戏、邵阳花鼓戏、零陵花鼓戏、师道戏、湘西苗戏、新晃侗族傩戏。

汉剧、荆河戏、南剧、湖北越调、山二黄、湖北高腔、楚剧、东路花鼓戏、黄梅采茶戏、阳新采茶戏、远安花鼓戏、襄阳花鼓戏、荆州花鼓戏、梁山调、郧阳花鼓戏、随县花鼓戏、堂戏、文曲戏、鄂西柳子戏。

川剧、四川灯戏、四川曲艺剧、秀山花灯戏、变脸。

滇剧、云南花灯戏、昆明曲剧、关索剧、傣剧、白剧、彝剧、云南壮剧。

贵州戏剧种类中首推黔东铜仁的傩戏、黔剧、贵州梆子、贵州花灯剧、贵州侗戏、贵州布依戏、贵州苗戏、安顺地戏。

“世界傩戏在中国，中国傩戏在贵州,贵州傩戏在德江。”这是曲六乙等国内外傩戏研究专家的一致看法。

据专家考证，德江傩文化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最原始的戏种。开红山(头钉铁钉)、口含红铁、脚踩红铧、手下油锅、上刀山等傩技表演，堪称中国一绝。

近20年来，德江县着力发掘、整理、保护和抢救傩堂戏。其傩堂戏和傩面具先后在贵阳、北京、深圳、重庆等城市以及德国、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演出展出，并通过《人民日报》、《人民中国》、《中国建设》、中央电视台等国内外多家新闻媒体报道后，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1993年，文化部命名德江县为全世界惟一的“傩戏之乡”。

宁夏花儿。

藏戏。

在中国历史上，还有许多称呼戏剧表演者的称呼，例如戏子、优伶、娼优、伶人、散乐等，而因为在中国过去戏剧的表演者身份并不高，这些称呼许多也有着刻意贬损的意味，而以“娼”称呼戏剧表演者，固然是因为表演者是歌者，但是在历史上有长的时期戏剧表演与娼妓之间的确关系密切。

梅兰芳，（1894.10.22－1961.8.8），名澜，又名鹤鸣，乳名裙姊，字畹华，别署缀玉轩主人，艺名兰芳。北京人，祖籍江苏泰州。

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大师。8岁就开始学戏，10岁登台在北京广和楼演出《天仙配》，工花旦，1908年搭喜连成班，1911年北京各界举行京剧演员评选活动，张贴菊榜，梅兰芳名列第三名探花。1913年他首次到上海演出，就风靡了整个江南。

梅兰芳是近代杰出的京昆旦行演员，“四大名旦”之首，同时也是享有国际盛誉的表演艺术大师，在50余年的舞台生活中，精心钻研，勇于革新，创造了众多优美的艺术形象，积累了大量优秀剧目，发展和提高了京剧旦脚的演唱和表演艺术，形成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艺术流派，世称“梅派”，深受国内广大群众的喜爱，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其表演被推为“世界三大表演体系”之一。在西方人的眼中，梅兰芳就是京剧的代名词。梅兰芳的艺术成就，对现代中国戏曲艺术的发展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代表剧目有《宇宙锋》、《五花洞》、《贵妃醉酒》、《嫦娥奔月》、《霸王别姬》、《黛玉葬花》、《太真外传》、《凤还巢》、《生死恨》、《游龙戏凤》等。

陈素真，（1918年4月30日－1994年3月29日），原名王若瑜，女，祖籍：陕西富平，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晚年定居于：天津市。她8岁拜师，10岁登台，13岁收徒，是豫剧界第一个女演员、豫剧表演艺术家、戏曲教育家。被观众和戏剧大师及戏曲大师们誉为：豫剧一代宗师、豫剧舞台上的一尊美神”、“河南梅兰芳”、“豫剧皇后”、“豫剧三鼎甲之首”、“中国豫剧大王”、中国豫剧六大名旦之首。

1925年八岁的陈素真拜豫剧祥符调名旦孙延德为师学戏，1928年农历二月初二，在古都开封相国寺永乐舞台贴演《日月图》，饰女主角胡莲英，成为豫剧界第一个女演员。1934年农历八月十六日，由杞县返回开封，在永乐舞台演出《反长安》饰杨贵妃，一炮走红。后又演出《十面埋伏》、《春秋配》、《白蛇传》及（四大征）等剧目，被媒体报刊誉为“河南梅兰芳”。1935年10月《三拂袖》等戏赢得“豫剧皇后”桂冠。1938年春，在开封，被观众誉为：豫剧三鼎甲之首。

1940年3月1日，在古都洛阳，参加狮吼剧团募捐义演《凌云志》、《涤耻血》。 秋天，随狮吼旅行剧团抵达古都西安，在三山戏院演出《涤耻血》《克敌荣归》《女贞花》三场开炮戏，大获成功，观众多达6000人，一场戏演下来，收入就可挣得六両黄金，轰动整个长安城，并被誉为“豫剧大王”称号。

代表剧目有《梵王宫》、《烈火旗》、《宇宙锋》、《霄壤恨》、《龙凤令》、《三上轿》、《春秋配》、《天国盛会》、《拾玉镯》、《金囍记》、《三拂袖》、《冥梦泪》、《女贞花》、《涤耻血》、《黄金婵》、《义烈风》等。

袁雪芬，（1922.3.26～2011.2.19）浙江省嵊县杜山村人。中国越剧泰斗，越剧袁派创始人，工正旦。1933年开始学艺。先后在杭州、上海等地演出。

她认真唱戏，洁身自励，持斋茹素，不唱堂会，不屈服于社会上恶势力的威逼利诱，保持了作为艺人的尊严。她主张戏曲应当对社会起有益的作用，因而在不同历史时期，积极演出针砭时弊的剧目。

她积极倡导越剧改革，不仅在唱腔和表演方面，博采众长，真实细腻地刻画人物性格和内心活动；而且在逐步健全排演制度，运用灯光、布景以及在服装等方面的改革，也是一位先驱。她的改革，为越剧演员和其他剧种争先仿效，并为后学者所师承。

代表剧目有《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祥林嫂》、《王昭君》、《红粉金戈》、《黑暗家庭》、《香妃》、《绝代艳后》、《一缕麻》、《忠魂鹃血》、《凄凉辽宫月》、《相思树》、《山河恋》、《梅花魂》、《白蛇传》、《秋瑾》、《火椰村》等等。

新凤霞，（1927年1月26日一1998年4月12日），女，原名杨淑敏小名杨小凤，是天津人。十三岁学评剧，十五、六岁开始任主演。在十年动乱中，杨淑敏因惨遭迫害而留下残疾，离开评剧舞台后的杨淑敏，在丈夫吴祖光的鼓励下，开始坚持写作和绘画。她写的一篇作品《万年牢》被选入小学人教版四年级下册第6课，描写了父亲的正直品格。

艺名“新凤霞”，作为齐白石先生的徒弟和义女，杨淑敏深得老人真传。她笔下的寿桃、牡丹、菊花、梅花、白菜、南瓜等行笔端庄、古拙、厚朴，内涵雅趣。1998年4月12日，杨淑敏因病在江苏省常州市逝世，终年71岁。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杨淑敏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新派唱腔”，尤以流利的花腔——“疙瘩腔”著称。

代表剧目有：《刘巧儿》、《花为媒》、《杨三姐告状》、《金沙江畔》、《志愿军的未婚妻》、《会计姑娘》、《祥林嫂》等。

严凤英，（1930～1968），女，今安庆市宜秀区罗岭镇黄梅村人。原名严鸿六，中共党员，黄梅戏杰出的表演艺术家，中国黄梅戏的发展缔造者之一，“七仙女”塑造者，中国黄梅戏传承发展重要的开拓者和贡献者。

严凤英10岁时开始学唱黄梅调，为族人所不容，后跟随严云高学戏，取艺名凤英。在1952年上海举行的第一次华东戏曲会演，严凤英以黄梅戏传统小戏《打猪草》和折子戏《路遇》，获得广泛赞誉，1954年因在黄梅戏电影《天仙配》中饰演七仙女而扬名全国。

历任安徽安庆市黄梅戏学院名誉院长、中国文联第三届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革遭迫害致死，现骨灰安放在安庆市菱湖公园内黄梅阁中，安庆罗岭建有严凤英故居纪念馆，毛泽东为其题写“党的好儿女”。

严凤英的黄梅戏代表作有《打猪草》、《游春》、《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夫妻观灯》等。

中国古典戏曲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剧坛上与古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剧。作为国粹的梅兰芳的京剧体系梅派和布莱希特的柏林剧团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莫斯科大剧院并称世界三大戏剧体系，而另一种剧种昆曲则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历史与经验足以说明中国戏剧在世界范围不可忽略的影响与无法替代的地位，而且由此可以引申出一个结论，戏剧在中国社会中应该是辉煌繁荣的。事实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戏剧在中国却遭遇了“低谷”。一年一度的“梅花奖”评选，两年一度的“文华奖”、中国戏剧节，国际戏剧展，令人目不暇接，但真正的危机却隐含于浮华的光彩背后，那就是观众群体数量的锐减。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传统戏剧是陈旧的，是跟不上时代潮流的，毫无新意可言。

客观原因，国家的大门逐步向世界开放，在经济建设迅速腾飞的同时，也受到了许多外国文化的冲击。大片、美剧、日剧、韩剧充斥着我们的眼球。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戏剧对于演员的要求就高了，剧本文学性、艺术性要求也是比较高的。从经济角度来说，虽然一部戏的初期投入不可能超过那些一般程度的电影，但是投入产出比却是远远不及的。还有一点，就是剧场戏剧对于剧场的依赖性，也正是由于他是在这个相对较小的空间中演出，观众覆盖面也不能够和上述的两种艺术形式相比。

主观因素

戏剧演员大部分是在十年“浩劫”中培养起来的，那时全国只有八出戏，中国传统戏剧的多样性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自然学习的演员学到的剧目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来说都不是最好的。戏剧演员大都是归属于一个剧院，也就是一个单位。大制作、大场面成了得奖的必要条件，地方剧院宁可在本地不演出，也要到北京去参赛，梅花奖、文华奖、金狮奖成为了他们的唯一目标，这明显脱离了戏剧的意义和戏剧人的初衷。还有一点就是剧院运转依赖于国家拨款。

中国表演教学体制中存在的"三教"(教材、教师、教法)问题，表演专业招生中的人文素质考察、教学计划的调整以及表演教学管理等方面的改革受到重视。表演教学应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表演元素教学应贯穿始终,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5]